1952年6月，黨中央、中央軍委決定調(diào)志愿軍代司令員陳賡（五次戰(zhàn)役之后，彭德懷司令員回國主持軍委工作）回國主持籌建軍事工程學院（即“哈軍工”），陳賡擔任首任院長，他上任之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調(diào)教師。在很短的時間里，軍工便匯聚了一大批國內(nèi)一流的專家學者。

　　陳賡多次要求軍工各部門對知識分子以誠相待，不能把他們當外人。他自己從來都不以領導自居，和知識分子平等相處，推心置腹，親如手足。陳賡在軍工從來不請客，就是彭德懷來視察，也和大家一起在小食堂吃飯。他只請老教師。在北京籌建處時，只要有南方來的教授赴軍工報到途經(jīng)北京的，陳賡都要請他們吃飯，一邊拉家常，一邊詢問有什么困難。在軍工時只要有新來的教授到哈爾濱，他都要去看望。

　　1957年反右時，陳賡提出：軍工的專家教授在政治上是好的，是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由于思想認識跟不上而發(fā)表錯誤言論的，能不劃右派的就不劃。

　　軍工有一大批經(jīng)過長征和抗戰(zhàn)初期參加革命的老干部，資格很老。他們中不少人對知識分子看不慣，有人一提起老教授，就想到資產(chǎn)階級。軍工是絕密單位，有的一座大樓里出入證就有好幾等，而這些老教師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有不少是從國外回來的，有的人甚至當過國民黨的將校軍官，在當時的條件下“政審”怎么也不合格。看到軍工對知識分子關(guān)懷、重用，很多人一下子成了自己的領導，不少老干部思想上的彎子轉(zhuǎn)不過來，有的干部思想情緒很大，有的人還鬧著要回部隊，回朝鮮前線。陳賡就不厭其煩地做他們的工作，給他們講道理，要他們主動跟知識分子搞好團結(jié)。他還專門要政治部請省京劇團來院演出“將相和”。

　　陳賡對老干部說：“你戴過八角帽，他戴過四角帽（指博士帽）；我們既要承認兩萬五，也要承認十年寒窗苦；你是老資格，他在科學技術(shù)上奮斗了幾十年，也是老資格”�！袄腺Y格光榮，做好知識分子工作就更光榮。”他把“四角帽”和“八角帽”，把“兩萬五”和“十年寒窗苦”相提并論，使許多人都感到吃驚。但陳賡堅定地說：“要辦好軍事工程學院，首先要依靠老教師，不能光靠兩萬五。”

　　家庭出身和社會關(guān)系是老干部們發(fā)難的“重磅炮彈”，陳賡卻輕描淡寫地說：“老教師們有些海外關(guān)系是免不了的，不必大驚小怪。”一次，保衛(wèi)部門向陳賡反映，一位教師留在學院工作不合適，因為“她哥哥在臺灣，是國民黨的要員”。陳賡說：“你只看到她有一個哥哥在臺灣，是個國民黨的要員，可你知不知道她還有一個哥哥是我們共產(chǎn)黨的中央委員？她沒有跟國民黨的哥哥跑到臺灣去，卻跟共產(chǎn)黨的哥哥留在大陸，這不正好說明她的進步嗎？”在談到社會關(guān)系家庭成分問題時，陳賡說：“要說社會關(guān)系復雜，誰有我復雜？東征討伐陳炯明時，我當過蔣介石的侍衛(wèi)參謀，冒著炮火把他背出重圍，救了他的命。有人批評我，說我不該救他，好像我犯了個大錯誤似的，我不承認！我當初要知道蔣介石后來叛變革命，早把他丟掉了。問題不在于和蔣介石有沒有關(guān)系，而要看是什么關(guān)系，怎么對待這種關(guān)系，不能把過去的社會關(guān)系當成包袱。誰也不能因為我救過蔣介石就不讓我革命。再說成分吧，我家就是大地主。1927年制造‘馬日事變’的許克祥出身是很苦的，他家離我家只有幾里路。他父親許七在鄉(xiāng)里走街串巷謀生，每年冬夏兩季都要到我家里來干活。由于選擇的道路不同，我這個大地主家庭出身的人成了共產(chǎn)黨員，他這個窮苦家庭出身的人卻成了屠殺共產(chǎn)黨人的劊子手！關(guān)鍵在于你選擇什么樣的路，樹立什么樣的世界觀。”

　　正是因為對知識分子以誠相待，充分尊重，陳賡贏得了知識分子的信任，為我國國防現(xiàn)代化培育了一大批優(yōu)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