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喬伊斯的都柏林。夢想家與投機者之城
編者注：1904年6月16日，詹姆斯·喬伊斯第一次與他未來的妻子出門散步。在“布魯姆日”到來、Canongate出版社即將重版《都柏林人》之際，愛爾蘭小說家科爾姆·托賓在《衛(wèi)報》撰文，帶領讀者一同重訪喬伊斯迷們心中的文學圣地——都柏林。原文篇幅較長，這里譯出前半部分。
108年前的今天，詹姆斯·喬伊斯和諾拉·巴納寇第一次一同出門散步。“布魯姆日”，小說《尤利西斯》發(fā)生的那一天，恰好也是1904年6月16日。喬伊斯自身生活隱藏的內容豐富了他的敘事。他自身的神話因此可與其它神話合并，來為一個平常地方的平常日子增添份量及意義，無論是表面或被埋在深處。
諾拉在芬恩的旅館工作，從那兒散步到梅瑞恩廣場——他們約定見面的地方——會經過克萊爾街6號，薩繆爾·貝克特父親的生意便從那兒起家，也是在那兒，貝克特寫了小說《墨菲》中的一些段落。那一年，1904年，喬伊斯開始寫《都柏林人》里的故事，他和諾拉說好在一棟房子外會面，那是威廉姆·王爾德爵士住過的屋子，也是奧斯卡·王爾德長大的地方，許多派對的發(fā)生地。布萊姆·斯托克曾造訪過這屋子，他在都柏林三一學院結識了王爾德。他的妻子是奧斯卡·王爾德的前女友。就這樣，這破敗的城市都柏林或許可以成為圣地，如果你在乎并知曉這些名字。如果你不，或正匆匆趕去某處，《尤利西斯》里的人物通常那樣，如今很多人亦是如此，那么它會很平常，就像任何城市里的一條街道。
1974年秋天，我搬進一間潮濕的屋子，它位于上哈奇街兩棟荒涼的維多利亞式房子中一棟的地下室后部，從這兒步行去那里需10分鐘。它們是這條街上僅有的房子，并于1980年代初期被拆除。我的房間被文雅的女房東稱作“花園景房”，她住在樓上，經常呼朋喚友飲酒作樂。地下室走廊里有個水槽，外面有廁所，但沒有浴室。夜晚當我從酒吧或國家圖書館步行回家時，從史蒂芬花園通向哈奇街的街道空曠而荒涼。在那個年代，國家音樂廳尚未在大學舊樓內殼中建成，康拉德旅館也還未建造。大學搬去郊區(qū)，而哈考特街上、一度在哈奇街的房子后面奔馳的火車線路也關閉了。不難想像詹姆斯·喬伊斯在《都柏林人》里書寫的城市仍在那兒，或許比他曾以為的更加癱瘓（Paralysed）。他行文中那種一絲不茍的刻薄精神，也是孤獨的行者在那些夜晚可以真切感知的。
我前面的地下室房間里住著一個人，他每天早上出門工作，每晚都回來。有幾次我在街上看見他，他看起來就像穿正裝的、完全的普通人。他看上去像在辦公室上班，怎么看都不奇怪。但他不是個普通人——他家里的電被切斷，他靠蠟燭為生；他從不走過我房門去后院如廁。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解決的。而且，他從沒有垃圾要扔掉。很可能他在房間里、在床上度過了周末的大部分時光，但在工作日，他每天九點前出門，午夜一過，酒吧打烊就回來。從他夜里摸索的動作中，我感覺到他在城中某處喝了一夜酒。
那些破敗、孤獨、秘密生活的想法——人們獨行，他們生活一半的燃料是酒精，被工作困住的人，住在骯臟的招待所里，或在空蕩蕩的房間里，受了些教育但幾無希望的人——進入了《都柏林人》里那些故事的核心——《兩個流浪漢》、《公寓》、《一小片陰云》、《何其相似》、《痛苦的事件》和《圣恩》。
奇怪的是，大部分《都柏林人》里人物喝酒的酒吧如今都還在——薩�？私稚系膴W尼爾酒吧，杜克街上的戴維伯恩酒吧，阿比街上的橢圓酒吧，普爾拜格街上的穆利根酒吧。在1970年代，甚至連蘇格蘭威士忌之家都還在。很明顯，或幾乎很明顯，克南先生摔下樓梯的那間是南安妮街上的基歐酒吧，在那兒，地下室里的男廁所仍舊在一組陡峭的臺階之下。
當喬伊斯描繪這些人、給予他們小安慰和微小時刻的可能性時，他關注的并非對于人類的某種灰暗眼光及我們在世上的命運，而是他命名并創(chuàng)造的個別的自我，每個皆有其特殊性及私密性。自我的執(zhí)念、個體意識的隔離令如此多的東西被隱藏，這是他想要著力呈現的。準備好感受恐懼或悔恨、輕蔑或不忠、勇敢或膽怯的自我；在孤獨的牢籠里或在欲望的掌控下的自我；準備好覺察一切、除了不明白無法逃離自我或實際上無法逃離這傾頹之城的自我；這些是他的主題。
在《都柏林人》里，喬伊斯不讓其成人經驗的故事來中和童年純真的故事。比起某些成年故事，那些關于孩童和青年時期的故事更為來勢洶洶。實際上，第一個故事里的兒童敘事者看起來比書中其他人擁有更黑暗的認識。在《一次遭遇》里，敘事者也是個學童，他以一種開放與淡定的態(tài)度接納了他所遇見的男人令人困擾的性向（根據斯坦尼斯勞斯·喬伊斯的說法，這個故事是基于青年喬伊斯一次真實的遭遇）。在《阿拉比》中，年輕男孩對年輕女孩的執(zhí)迷的愛充滿了性場景，比書中其它任何關系都更真實。
1906年5月，喬伊斯在一封寫給出版商的信中既富野心又謙遜地坦陳了寫作這些故事時的初衷：“我的打算是寫一章我的國家的道德史，我選擇都柏林作背景，因為那城市仿佛是癱瘓的中心。我試圖從四個角度將之呈現給冷漠的公眾：兒童期、青春期、成熟期和公眾生活。這些故事依照該次序組織。其中大部分故事我以一種一絲不茍的刻�。⊿crupulous meanness）風格書寫，確信他是個大膽的人，敢于在預感中改變，甚至使他的所見所聞變形。”
他從1904年起開始在都柏林寫這些故事，當時他22歲；1907年，他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完成了最后一篇《死者》。在與出版商的諸多不順及壞運氣后，《都柏林人》終于在1914年6月出版。
�。D自《上海壹周》。
108年前的今天，詹姆斯·喬伊斯和諾拉·巴納寇第一次一同出門散步。“布魯姆日”，小說《尤利西斯》發(fā)生的那一天，恰好也是1904年6月16日。喬伊斯自身生活隱藏的內容豐富了他的敘事。他自身的神話因此可與其它神話合并，來為一個平常地方的平常日子增添份量及意義，無論是表面或被埋在深處。
諾拉在芬恩的旅館工作，從那兒散步到梅瑞恩廣場——他們約定見面的地方——會經過克萊爾街6號，薩繆爾·貝克特父親的生意便從那兒起家，也是在那兒，貝克特寫了小說《墨菲》中的一些段落。那一年，1904年，喬伊斯開始寫《都柏林人》里的故事，他和諾拉說好在一棟房子外會面，那是威廉姆·王爾德爵士住過的屋子，也是奧斯卡·王爾德長大的地方，許多派對的發(fā)生地。布萊姆·斯托克曾造訪過這屋子，他在都柏林三一學院結識了王爾德。他的妻子是奧斯卡·王爾德的前女友。就這樣，這破敗的城市都柏林或許可以成為圣地，如果你在乎并知曉這些名字。如果你不，或正匆匆趕去某處，《尤利西斯》里的人物通常那樣，如今很多人亦是如此，那么它會很平常，就像任何城市里的一條街道。
1974年秋天，我搬進一間潮濕的屋子，它位于上哈奇街兩棟荒涼的維多利亞式房子中一棟的地下室后部，從這兒步行去那里需10分鐘。它們是這條街上僅有的房子，并于1980年代初期被拆除。我的房間被文雅的女房東稱作“花園景房”，她住在樓上，經常呼朋喚友飲酒作樂。地下室走廊里有個水槽，外面有廁所，但沒有浴室。夜晚當我從酒吧或國家圖書館步行回家時，從史蒂芬花園通向哈奇街的街道空曠而荒涼。在那個年代，國家音樂廳尚未在大學舊樓內殼中建成，康拉德旅館也還未建造。大學搬去郊區(qū)，而哈考特街上、一度在哈奇街的房子后面奔馳的火車線路也關閉了。不難想像詹姆斯·喬伊斯在《都柏林人》里書寫的城市仍在那兒，或許比他曾以為的更加癱瘓（Paralysed）。他行文中那種一絲不茍的刻薄精神，也是孤獨的行者在那些夜晚可以真切感知的。
我前面的地下室房間里住著一個人，他每天早上出門工作，每晚都回來。有幾次我在街上看見他，他看起來就像穿正裝的、完全的普通人。他看上去像在辦公室上班，怎么看都不奇怪。但他不是個普通人——他家里的電被切斷，他靠蠟燭為生；他從不走過我房門去后院如廁。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解決的。而且，他從沒有垃圾要扔掉。很可能他在房間里、在床上度過了周末的大部分時光，但在工作日，他每天九點前出門，午夜一過，酒吧打烊就回來。從他夜里摸索的動作中，我感覺到他在城中某處喝了一夜酒。
那些破敗、孤獨、秘密生活的想法——人們獨行，他們生活一半的燃料是酒精，被工作困住的人，住在骯臟的招待所里，或在空蕩蕩的房間里，受了些教育但幾無希望的人——進入了《都柏林人》里那些故事的核心——《兩個流浪漢》、《公寓》、《一小片陰云》、《何其相似》、《痛苦的事件》和《圣恩》。
奇怪的是，大部分《都柏林人》里人物喝酒的酒吧如今都還在——薩�？私稚系膴W尼爾酒吧，杜克街上的戴維伯恩酒吧，阿比街上的橢圓酒吧，普爾拜格街上的穆利根酒吧。在1970年代，甚至連蘇格蘭威士忌之家都還在。很明顯，或幾乎很明顯，克南先生摔下樓梯的那間是南安妮街上的基歐酒吧，在那兒，地下室里的男廁所仍舊在一組陡峭的臺階之下。
當喬伊斯描繪這些人、給予他們小安慰和微小時刻的可能性時，他關注的并非對于人類的某種灰暗眼光及我們在世上的命運，而是他命名并創(chuàng)造的個別的自我，每個皆有其特殊性及私密性。自我的執(zhí)念、個體意識的隔離令如此多的東西被隱藏，這是他想要著力呈現的。準備好感受恐懼或悔恨、輕蔑或不忠、勇敢或膽怯的自我；在孤獨的牢籠里或在欲望的掌控下的自我；準備好覺察一切、除了不明白無法逃離自我或實際上無法逃離這傾頹之城的自我；這些是他的主題。
在《都柏林人》里，喬伊斯不讓其成人經驗的故事來中和童年純真的故事。比起某些成年故事，那些關于孩童和青年時期的故事更為來勢洶洶。實際上，第一個故事里的兒童敘事者看起來比書中其他人擁有更黑暗的認識。在《一次遭遇》里，敘事者也是個學童，他以一種開放與淡定的態(tài)度接納了他所遇見的男人令人困擾的性向（根據斯坦尼斯勞斯·喬伊斯的說法，這個故事是基于青年喬伊斯一次真實的遭遇）。在《阿拉比》中，年輕男孩對年輕女孩的執(zhí)迷的愛充滿了性場景，比書中其它任何關系都更真實。
1906年5月，喬伊斯在一封寫給出版商的信中既富野心又謙遜地坦陳了寫作這些故事時的初衷：“我的打算是寫一章我的國家的道德史，我選擇都柏林作背景，因為那城市仿佛是癱瘓的中心。我試圖從四個角度將之呈現給冷漠的公眾：兒童期、青春期、成熟期和公眾生活。這些故事依照該次序組織。其中大部分故事我以一種一絲不茍的刻�。⊿crupulous meanness）風格書寫，確信他是個大膽的人，敢于在預感中改變，甚至使他的所見所聞變形。”
他從1904年起開始在都柏林寫這些故事，當時他22歲；1907年，他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完成了最后一篇《死者》。在與出版商的諸多不順及壞運氣后，《都柏林人》終于在1914年6月出版。
�。D自《上海壹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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