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振快
近代中國受到西方?jīng)_擊之后，被迫開始艱難地近現(xiàn)代轉(zhuǎn)型。無論承認與否，近代轉(zhuǎn)型意味著向西方學習。從世界各國的歷史實踐看，大凡誠心向西方學習的，近現(xiàn)代轉(zhuǎn)型就比較順利，有可能趕上并躋身于西方列強之列，如日本；而抗拒學習西方的，則錯失歷史機遇，處于被列強宰割之境地。不幸的是，近代中國屬于后者。而近代中國對學習西方的抗拒，則與文化傳統(tǒng)不無關(guān)系，尤其是儒家的“華夷之辨”等思想對儒生文化心理的塑造，使其在面對西方?jīng)_擊時過于保守，拖了轉(zhuǎn)型的后腿。
　　按照中國傳統(tǒng)的觀念，華夏族群居于中原，文明層次最高；周邊為蠻夷（東夷、南蠻、西戎、北狄），文明層次遠低于“華”、“夏”（中國）；歷來只有“夷”向“華”、“夏”學習，以“華”為師，“用夏變夷”，而沒有倒過來，“以夷為師”，“以夷變夏”的。這就是“華夷之辨”、“夷夏大防”。其理論依據(jù)出于《春秋》等儒家經(jīng)典，歷代儒生一直堅持這一理念。這一理念，在近代西方文明傳入之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到了近代，就成為妨礙中國人虛心向西方學習的心理障礙。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使一小部分中國人意識到船堅炮利不如西方，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但這只是承認夷人之“技”有可學之處，而不承認其他方面西方勝于中國。實際上，直到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再次敗于英法，大清帝國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仍然只是承認“技”不如夷，而不承認其他。即便是心態(tài)較為開放的李鴻章，直到1864年仍然認為“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由此，“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而“學習外國利器”，主要是“師夷智以造炮制船”。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失敗后，外國公使進駐北京。為了處理外交事務，清廷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處理外交事務不能不懂外語，故1862年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下設立京師同文館，培養(yǎng)外交人員和翻譯人才。但是，京師同文館剛設立時招收的學員為年齡15歲上下的八旗子弟，且人數(shù)少，培養(yǎng)不了外事人才。
　　另一方面，學習造炮、制船等軍工技術(shù)，“若不從根本上用著實功夫，即習學皮毛，仍無俾于實用”，更重要的是還得明其原理，這就需要學習各種自然科學知識。當時清廷高層認為，“洋人制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因此總理衙門上奏要求在京師同文館下設立天文算學館。而學員不能再是那些學外語的八旗子弟，而要招考已有一定知識基礎，年齡在20歲以上的滿漢舉人和各類貢生（官校學生），以及進士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員，延聘外籍教師任教。
　　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招考條件一經(jīng)公布，就遭到激烈反對。其原因是，那些舉人、貢生及官員都是接受了儒家教育的，而且是儒家教育的成功者和受益者。在儒家看來，向夷人學習，“以夷為師”，那是“以夷變夏”，違背“華夷之辨”之大義，是極其可恥的。以被視為“道光以來一儒宗”的理學大師倭仁為首的一批人對此展開了責難，與主持外交事務的恭親王奕��展開了激烈辯論。
　　倭仁說，讓熟讀儒家經(jīng)典而獲得官職的人師事夷人，那是“變夏于夷”，有亡國滅種的危險。奕��說，開設天文算學館的目的是“師夷制夷”，你倭仁要求不向夷人學習，那你能拿出“良圖”和“妙策”嗎？倭仁反問，向夷人學習，你有把握“使算法必能精通，機器必能巧制，中國讀書之人必不為該夷所用，該夷丑類必為中國所殲”嗎？何況中國“天下之大，不患無才”，何必一定要向夷人學習。奕��說，你說“不患無才”，那你就推薦一些人才出來。這難倒了倭仁，只好陳奏“并無精于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薄�
　　在歷史上，奕��和曾國藩、李鴻章等人通常被視為洋務派，而倭仁和他的支持者通常被視為守舊派。實際上，無論是奕��還是倭仁，心中都有“夷夏大防”。所不同的，只是洋務派迫于時勢，主張向西方學習制船、造炮之類的軍工技術(shù)；而守舊派則完全固守儒家傳統(tǒng)，認為這些“末技”都不用去學。中國近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艱難曲折本與以儒家為核心的文化傳統(tǒng)的負面作用有關(guān)，上述同文館之爭不過為一典型案例，其他史事所在多有，可謂事實確鑿，但今人倡儒家者對此多不能正視。（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