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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中國科協(xié)七大在北京開幕，被譽為“科技工作者之家”的中國科協(xié)每5年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一天的《科技日報》有個長篇報道，說的是對科技工作者狀況的調查：74.5%的科技成果轉化率為零！　　“七成以上成果轉化率為零”，這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許多所謂的“科研”是人力物力投入的巨大浪費，意味著那是弄科研者的自娛自樂，意味著它是通過立項目、跑經費而把所謂的科研弄成掙錢手段的“偽科研”！　　管科研的官員在呼吁提高國民的科學素質，這當然沒有錯。可是，更重要、更緊迫的恰恰是弄科研的這些人要提高“科學素質”！媒體曾報道一個事情，用來說明“我國具有科學素養(yǎng)人口比例下降”：某名牌大學副校長的實驗室里幾臺電腦染上了病毒，師生們議論如何殺毒時，被幾個正在施工的工人聽到了，當天下午，工人師傅來實驗室時，每個人都戴了一個大口罩——原來，他們誤以為“病毒”可能會讓他們染上疾病。這件事讓這位副校長感慨:“提高公眾科學素養(yǎng)，實在太重要了！”（4月5日《中國青年報》）我看了這個新聞，并不以為戴口罩的工人師傅可悲，至少他們還曉得戴口罩可防病毒，“非典”時期不是人人戴口罩嗎？難道這不算一種科學衛(wèi)生的素養(yǎng)嗎？而一本正經嘲笑戴口罩的工人師傅的高人們才真正可悲，他們在折騰“科研”的時候，能想到那經費是哪里來的嗎？知道這些作為納稅人之一的工人師傅是提供經費的一分子嗎？明白自己可能弄出一堆無法轉化的印在紙上的文字垃圾是對公共經費的巨大浪費嗎？　　我的老母親也曾以為我的電腦得病毒是因為掉進灰塵了，當時我也笑了，但沒有一點嘲笑我母親的意思，她是半文盲，不是她蠢笨，而是她所處的環(huán)境沒有給她提供求學的機會。我的母親知道1+1等于2的常識，她當然不知道陳景潤的1+1是怎么回事。母親更知道培養(yǎng)孩子讀書學文化的重要，所以竭盡全力培養(yǎng)孩子；而那些被國家、被衣食父母竭力供養(yǎng)、培養(yǎng)過的科研高人們，在使用種種手段“贏取”公共經費，鼓搗不能“轉化”的所謂科研的時候，在他們嘲笑別人低素養(yǎng)，而彰顯自己高智商的時刻，他們真的明白什么是“科學素養(yǎng)”嗎？　　說得難聽一點，我們是一個只有“技術”而沒有“科學”的國度，幾千年來就是這樣，到了今天這種情形則更加突出了，看看多少論文剽竊、科研造假、學術腐敗，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稀缺“科學素養(yǎng)”！科協(xié)七大開幕前一天的5月22日，《報刊文摘》頭版頭條是《一些中科院院士提醒謹防“學術權威通吃一切”》，二條是《中紀委科技部人員約談上海專家，問計科研反腐》，用不著看內容，看看這樣的標題，你就不難明白什么叫“科學素養(yǎng)”的欠缺、什么叫“科學精神”的淪喪！一個懂得計算機病毒怎么查殺的“研究人員”，難道就是懂得“科學精神”、擁有“科學素養(yǎng)”的人嗎？非也！　　自然科學的研究如此，社會科學的研究也好不到哪里去。隨手就可以抓來“典型案例”——比如對“醫(yī)改”的研究。就在5月23日這天，《中國青年報》報道了一項研究成果，那是“中國醫(yī)療衛(wèi)生發(fā)展報告”課題組推出的2006年《醫(yī)療衛(wèi)生綠皮書》，該“綠皮書”認為：中國十年醫(yī)改，造成了醫(yī)療服務的公平性下降、衛(wèi)生投入的宏觀效率低下，但是其原因“并非如國研中心去年的研究所言是推行、市場化、惹的禍，而是政府投入‘缺位’、監(jiān)管‘不到位’和功能‘越位’造成的”。這一個研究是對前一個研究的否定，誰是誰非我們局外人也不好判定，但是“國研中心”去年的“研究成果”名震四方，我們記憶猶新，就是說醫(yī)改失敗“都是市場化惹的禍”，乖乖，這兩個研究成果，總有一個錯了吧？那么，把哪個當真才好呢？　　比起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社會科學研究的錯誤與荒謬更可怕，因為這樣的“研究成果”是影響政府決策、影響公共政策的，這種錯誤“成果”的轉化率越高，越是禍國殃民�？墒�，你想過沒有，還有多少“在錯誤的時間、在錯誤的地點、由錯誤的人馬研究出來的錯誤成果”，在誤導我們這個稀缺科學素養(yǎng)的可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