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問題與中蘇分裂關系深遠
蘇聯(lián)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應及其結果——關于中蘇分裂緣起的進一步思考
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問題上，究竟中蘇之間有什么分歧？蘇聯(lián)對此是否持反對態(tài)度？是怎樣反對的？毛澤東對蘇聯(lián)的態(tài)度作何反應？這種反應與中蘇走向分裂又有什么直接關系？對于這些問題，目前還缺乏比較詳細和深入的研究。
似乎無須論證，關于1950-60年代的中蘇關系，無論是在國際政治學，還是在歷史學領域，都是最受各國學者重視的研究課題之一。早在1960年代中期，即中蘇同盟最終瓦解之前，西方的政治學家已經對此著書立說了。（1）在此后的20年間，歷史學家如滾雪球般加入了中蘇關系的研究行列。（2）19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和俄國檔案的解密并作為史料擺上歷史學家的案頭，中蘇關系史再次成為國際史學界研究的熱點。特別是經過1996年1月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冷戰(zhàn)國際史項目與香港大學舉辦的"冷戰(zhàn)在亞洲"國際學術會議，1997年10月中國史學會東方歷史研究中心、當代中國研究所和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聯(lián)合舉辦的"冷戰(zhàn)與中蘇關系"國際學術會議，各國學者之間的充分交流，學者與中蘇雙方當事人的直接對話，雙邊乃至多邊檔案的綜合利用--所有這些新的形式和內容，把中蘇關系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陸續(xù)問世。（3）
在中蘇關系史研究中，關于中蘇分裂的過程及原因，特別受到學者的關注，有關的討論和分析層出不窮。這里有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是導致中蘇關系破裂的深層原因，學者們從各個方面，包括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意識形態(tài)，乃至領袖個性，進行了探討。（4）另一個是中蘇關系破裂的具體過程，即由于哪些因素、情況、事件的接替或同時出現(xiàn)，并形成一連串的因果關系，終于使中蘇分裂成為不可挽回的事實。（5）從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們關心較多的事件，如長波電臺和聯(lián)合艦隊問題、第二次臺海危機、蘇聯(lián)拒絕提供原子彈樣品、中印邊界沖突、古巴導彈危機等，基本上都屬于中蘇在對外方針和政策方面的分歧，或涉及雙方的主權和利益沖突。而討論中蘇各自的國內政策，并由此影響雙邊關系的論著，尚不多見。
本文將著重分析蘇聯(lián)對1950年代后期中國國內經濟建設方針--以"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為代表--的態(tài)度，以及因此而引發(fā)的中蘇關系迅速惡化的過程。關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問題在中蘇關系演變中所起的作用，許多國際關系史論著都有提及，如祖伯克和普列沙科夫提到，赫魯曉夫對中國"大躍進"的最初反應是困惑和反�。�6）；艾倫·惠廷認為，"大躍進"使得中國對蘇聯(lián)的需求日益增長，而蘇聯(lián)官員對此極為不滿，因而加劇了中蘇同盟的摩擦（7）；張曙光也強調，為了盡快實現(xiàn)工業(yè)化，中國領導人對蘇聯(lián)的經濟和技術援助寄予很大期望，但莫斯科擔心和提防出現(xiàn)一個強大的中國，沒有滿足中國的要求，從而導致雙方結怨（8）；陳兼則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作為毛澤東自鳴得意的"繼續(xù)革命"思想的具體表現(xiàn)，并注意到赫魯曉夫對此采取的沉默和反對態(tài)度使毛澤東頗為不滿（9）。不過，大多語焉不詳。中國史研究者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本身的歷史早已經進行了深入探討，（10）但把這兩者與中蘇分裂聯(lián)系起來考察的人很少，至多是在討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形成的原因時，論述了毛澤東如何借鑒蘇聯(lián)的經驗教訓，探索中國自己的發(fā)展道路的過程。（11）
總之，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問題上，究竟中蘇之間有什么分歧？蘇聯(lián)對此是否持反對態(tài)度？是怎樣反對的？毛澤東對蘇聯(lián)的態(tài)度作何反應？這種反應與中蘇走向分裂又有什么直接關系？對于這些問題，目前還缺乏比較詳細和深入的研究。本文利用目前能見到的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以及當時的報道材料，試圖重現(xiàn)這段歷史的真實面貌，并說明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在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問題上分歧的實質究竟在哪里，這一分歧又是怎樣成為中蘇走向公開沖突的一根導火索的。
競賽的目標：超英趕美還是趕美超蘇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勝利使中國成為亞洲一支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為中國奠定了實現(xiàn)國民經濟現(xiàn)代化的工業(yè)基礎，而波匈事件的"圓滿解決"則有賴于中共領導人的出面相助。所有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澤東本人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以毛澤東此時的心態(tài)來看待和處理與蘇聯(lián)的關系，自然是斯大林時代不可同日而語的--他已經開始從領導者的角度來考慮這個陣營的問題了。因此，盡管蘇共二十大以后毛澤東提出了以蘇為鑒的問題，并認為赫魯曉夫"捅了婁子"，但中蘇關系并未像許多研究者估計的那樣受到影響。特別是到1957年夏秋，蘇共中央六月全會做出的譴責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反黨集團的決議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魯曉夫則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國提供核武器的技術援助，中蘇關系又邁上了一個新臺階。莫斯科會議之前，毛澤東與蘇聯(lián)大使尤金的一次談話充分反應了這種狀態(tài)。對于赫魯曉夫事前把蘇共為莫斯科會議準備的聲明草案送交中共征求意見，毛澤東顯然感到滿意，他坦率地就和平過渡、社會黨人和馬林科夫反黨集團的提法或寫法提出了建議。接著，毛澤東談到了中蘇兩黨的關系："在許多問題上我們的觀點日趨接近。我們對于你們解決斯大林問題的做法有過不同意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分歧變得很小了。""對于其他問題的不同意見，也已經或者消除了，或者觀點接近了"。毛澤東還對赫魯曉夫的功績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應當承認，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國共產黨的形勢，其中也包括我們黨在內。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就好像是為我們黨揭去了這個蓋子。是誰讓我們大家更容易、更正確地認識了個人崇拜？是赫魯曉夫同志，為此我們十分感謝他。"（12）正是在這樣的心情下，毛澤東第二次來到莫斯科。
與1950年訪問蘇聯(lián)的情形完全不同，這一次，毛澤東在莫斯科出盡了風頭：在十月革命40周年紀念大會上，只有當毛澤東講話時，全場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13）在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期間，所有發(fā)言者都是站在講臺上按照本黨中央通過的講稿作報告，只有毛澤東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發(fā)表講話。（14）在會下，毛澤東儼然莫斯科半個主人，游說于東歐各黨領導人之間，努力化解他們與蘇共的矛盾，并反復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以蘇聯(lián)為首"。（15）如果說過去蘇聯(lián)是社會主義陣營不可替代的當然領導者，那么在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的言談舉止充分反映出一個客觀事實--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中共已經可以同蘇共平起平坐了，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將聯(lián)手領導社會主義國家共同前進。（16）
然而，有一件事情卻被蘇共搶了先機，即赫魯曉夫在倡導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的方針時，提出了15年超過美國的口號。毛澤東當然不甘落后，在11月18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談到了在"東風壓倒西風"的大好形勢下中國的奮斗目標："中國從政治上、人口上說是個大國，從經濟上說現(xiàn)在還是個小國。他們想努力，他們非常熱心工作，要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大國。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15年后，蘇聯(lián)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15年后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15年后，在我們陣營中間，蘇聯(lián)超過美國，中國超過英國。"（17）12月2日，劉少奇在中國工會八次代表大會上正式宣布了這個目標。于是，"超英趕美"就成為發(fā)動"大躍進"，特別是工業(yè)"大躍進"的一個重要口號。（18）
實際上，毛澤東早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批評反冒進時，便形成了要加快建設速度，并首先在農業(yè)上有所突破的想法。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使用了"大躍進"一詞，毛澤東對此非常欣賞，認為是個發(fā)明，后來還建議向"這個偉大口號"的發(fā)明者頒發(fā)"博士頭銜"。（19）1957年12月30日，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時批注："發(fā)展工業(yè)，加強農業(yè)，我們正在作。公社辦工業(yè)，我們比斯大林膽大。"又談到：解放后搞經濟建設，"只能基本上照抄蘇聯(lián)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1956年春提出"十大關系"時就想，"蘇聯(lián)在1921年產鋼400多萬噸，1940年增加到1800萬噸，20年中增加了1400多萬噸"，"蘇聯(lián)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20）看來，毛澤東不僅早已有躍進的思想，而且從一開始就是以蘇聯(lián)為競賽對象的。
毛澤東曾在私下談過，他與斯大林打了個平手，但與赫魯曉夫還略占上風。這當然不是僅就政治而言的。這次從莫斯科回來，毛澤東感到壓力很大，性情也顯得急噪起來。畢竟，口號是公開喊出去了。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難道比打敗蔣介石的800萬軍隊還困難嗎？我不相信!"（21）
回到北京后，在與尤金的談話中，毛澤東談到了蘇聯(lián)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困難，"問題在于，你們和中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同，沒有先驅者"。毛澤東說，如果在順利的條件下，蘇聯(lián)可用25-30年的時間走完自己40年的路程。（22）這無疑是在暗示，中國的發(fā)展速度將超過蘇聯(lián)。當然，毛澤東在黨內的講話就開放多了。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大講照搬蘇聯(lián)的規(guī)章制度害死人，大談斯大林壓制中國革命，而對未來中國走自己的道路充滿自信。（23）他認為"只要總路線正確，多、快、好、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調動一切力量，早晚一、二年，乃至三、五年完成四十條任務，也不算沒有面子，不算沒有榮譽。有人說我們13年抵蘇聯(lián)的40年，很好，應當如此。我們人多，政治條件不同，我們可以比他們快，有客觀條件。"（24）在為3月22日講話準備的提綱中，毛澤東寫了一句很能代表他此刻心態(tài)的話：他指責黨內那些對"大躍進"持懷疑態(tài)度的人說，"馬克思主義的主流到了東方而不自覺"。（25）
掌握了真理，又懂得發(fā)動群眾，中國的趕超速度自然應當不斷加快。2月3日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向人大五次會議提出1958年鋼產量指標為624.8萬噸時，已經考慮了15年左右趕上英國這一目標。在南寧會議要求加快工業(yè)發(fā)展速度的精神鼓舞下，冶金部長王鶴壽3月20日向毛澤東報告，只要"從我們自己的教條主義學習方法中解放出來"，中國的鋼鐵工業(yè)"苦戰(zhàn)3年超過八大指標（1050-1200萬噸），10年趕上英國，20年或多一點時間趕上美國，是可能的"。毛澤東對此極為重視，在成都會議的講話中三次表揚王鶴壽的報告，在5月29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更稱之為"一首抒情詩"。于是，毛澤東在4月15日宣布："我國的工農業(yè)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是那樣長的時間了。"又解釋說："10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10年可以趕上美國，說'25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15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仍不變。"（26）但這個口號很快就改變了。
在5月5日到23日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發(fā)言說，這次提交大會討論的"二五"計劃指標，是以7年趕上英國、15年趕上美國為目標的。王鶴壽則論證了鋼產量指標的依據(jù)，認為1959年可以達到1200萬噸，5年就可以超過英國，15年趕上美國。毛澤東的情緒立刻上來了，但他的眼光是盯住莫斯科的。他在5月17日發(fā)表講話說：我們不提"干部決定一切"，"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這是斯大林提出的，也不提"蘇維埃加電氣化等于共產主義"的口號，這是列寧提出的�！覀兊目谔柺嵌嘈┛煨┖眯┦⌒遣皇歉呙餍┠�？我看我們的口號是高明些，因為是先生教出來的學生，應當高明些，后來者居上嘛!我看我們的共產主義，可能比蘇聯(lián)提前到來。蘇聯(lián)是20年加半年，把鋼產量從400萬噸搞到1800萬噸。1957年是5100萬噸。我看，我們搞到5100萬噸，不需要這么多時間。我們的老底子是90萬噸(1943年的產量)，到1962年，13年間將搞到3000萬噸，可能是3500萬噸，也許是4000萬噸。從1949年算起，可能只要15年就能搞到5100萬噸；或者從今年算起，只要7年搞到4000萬噸，再加一年，就可能搞到5100萬噸。蘇聯(lián)的方法可以建設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有另一個方法。都是搞社會主義，他們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我們是自上而下又發(fā)動群眾。毛澤東還興奮地說，林彪在延安曾談過，將來中國應比蘇聯(lián)強。那時我還有點不大相信，我想蘇聯(lián)也在進步呀！現(xiàn)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十幾二十年就可以趕上世界上一切國家，還可能超過美國。5月18日毛澤東又在各代表團團長會議上明確講：十大關系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lián)作比較。除了蘇聯(lián)的辦法以外，還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lián)、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同一天，毛澤東在一個批語中正式提出："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或者10年趕上美國"。（27）
一個月后，趕超的速度再次提高。6月21日，毛主席在軍委擴大會議的講話中稱："1962年，我們要達到6000萬噸鋼，接近蘇聯(lián)。至于超過英國，那不要多久，不要什么15年，明年就可以了"。"我們3年基本超過英國，10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28）第二天，毛澤東在薄一波提交的國家經委匯報提要上批示："趕超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這里主要是鋼。只要1959年達到2500萬噸，我們就在鋼的產量上超過英國了。"并將匯報提要改題為《兩年超過英國》。（29）6月2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集軍委擴大會各小組長開座談會，直接提出了在鋼產量上趕超蘇聯(lián)的目標："到1962年，可以達到7500-8000萬噸。趕上英國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趕上蘇聯(lián)，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趕上美國。"（30）
毛澤東需要的不僅是生產力的提高，更要加快改變生產關系。1958年年初，毛澤東就開始構想未來中國的理想藍圖，3-4月間，先后同劉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陳伯達談過"鄉(xiāng)社合一"和公社的問題，并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變大社"的意見。7月1日，陳伯達在北京大學作《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的講演，首次公開了毛澤東對未來中國社會的總體方案："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yè))、農(農業(yè))、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織成為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這個講演隨即便發(fā)表在《紅旗》雜志上。在8月初參觀河南、山東的人民公社時，毛澤東向報社記者說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轉眼間全國就開始公社化了。當時全黨從實踐到理論都這樣認為：只要不斷地改變生產關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斷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產力。（31）公社是"大躍進"的產物，同時又可以進一步推動更大的躍進，一直把中國推向共產主義。
到8月的北戴河會議，已經把人民公社與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問題聯(lián)系起來了。8月29日中共中央通過的《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說："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xiàn)，已經不是什么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32）此后，毛澤東非常認真地思考了這個問題。
11月在鄭州，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等一批中央領導人讀斯大林的《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并對比中蘇的情況，討論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毛澤東提出："什么叫建成社會主義？什么叫過渡到共產主義？要搞個定義。"談到中國的情況時，毛澤東堅定地說："苦戰(zhàn)3年，再搞12年，15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不要發(fā)表，但不搞不好。"對比蘇聯(lián)，毛澤東則認為，從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這種過渡，斯大林是千難萬難的，38年、39年未說明期限。"這還僅僅是第一個過渡。第二個過渡是從按勞取酬到各取所需，毛澤東指出，中國"現(xiàn)在已開始第二個過渡，吃飯不要錢"，蘇聯(lián)只是在吹，"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蘇聯(lián)的集體農莊，不搞工業(yè)，只搞農業(yè)，農業(yè)又廣種薄收，所以過渡不了"。（33）而中國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樣了，"公社是1958年社會經濟發(fā)展的產物，是1958年大躍進的產物。公社是實行兩個過渡的產物。目前的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即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過渡；將來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到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的過渡。是共產主義社會結構的最好的基層單位。"（34）因此，毛澤東斷定中國開辟了走向共產主義的新途徑："如何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如何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斯大林沒有找到適當?shù)男问�，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我們有了人民公社，將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并且將成為我國農村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35）毛澤東還為這種過渡設計了許多條件，他在一份摘錄斯大林論述過渡到共產主義三個基本條件的材料上寫了如下批語：沒有政治掛帥，沒有群眾運動，沒有全黨全民辦工業(yè)、辦農業(yè)、辦文化教育，沒有幾個同時并舉，沒有整風運動和逐步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斗爭，斯大林的三個條件是不易達到的。有了這些，加上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過渡條件的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了。（36）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這些條件在蘇聯(lián)都是不具備的，所以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恐怕中國要搶先一步了。
在這種精神的鼓舞下，甚至提出了具體的時間表。1958年9月，中共徐水縣委會發(fā)表了關于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規(guī)劃草案，以后在國家計委、中央有關部和河北省委的具體領導下，又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調查、研究、修改和充實，于11月提交了規(guī)劃草案的綜合部分，其具體要求是：到1960年基本建成社會主義，從1961年到1963年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37）
總之，到1958年底，毛澤東不僅堅信中共已經找到了向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正確途徑，而且感覺到，通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國將比蘇聯(lián)更快地進入共產主義者的理想社會。不過，此時自視已經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者的毛澤東，表現(xiàn)出一種頗為大度的領袖風范。11月21日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表示，即使中國先到達共產主義社會的大門口，也不進去，而要等待蘇聯(lián)。他意氣風發(fā)地說：過渡到共產主義，"我們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來我們的群眾路線是好辦。""蘇聯(lián)已經搞了41年，再搞12年還沒有過渡，落在我們的后頭，現(xiàn)在已經發(fā)慌了。他們沒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們搶上去，蘇聯(lián)臉上無光，整個全世界無產階級臉上也無光。形勢逼人，我們要逼他先過渡，沒有這種形勢是不行的。你上半年過，我下半年過，你過我也過，最多推遲三年，否則，對世界無產階級不利，對蘇聯(lián)不利，對我們也不利。"（38）毛澤東完全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領導者姿態(tài)講這番話的，同樣的話，如果由別人嘴里說出來則是不可以的。所以，當赫魯曉夫后來提出"對表"（39）時，毛澤東一方面批判說，"共產主義競賽，不平衡是客觀規(guī)律"，"對表論是反馬列主義的"，一方面又嘲笑說，"提出對表論，表示了他們的極大恐慌"。（40）
毛澤東認為中共為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指出了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光明大道，自然希望得到各同盟國，特別是來自莫斯科的認可和支持。果然如此，也就等于承認了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
蘇聯(lián)的態(tài)度：從熱情支持到謹慎反對
在后人的一般印象中，好像蘇聯(lián)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從來就是持反對立場的。其實不然。首先，對于"大躍進"運動，蘇聯(lián)開始熱情支持和贊揚，后來逐漸冷靜下來。其次，對于人民公社，蘇聯(lián)開始表現(xiàn)出極大興趣，接著一直保持沉默。最后，總體上說，蘇聯(lián)下層社會表現(xiàn)比較積極，上層領導則始終保持謹慎態(tài)度。而蘇聯(lián)真正公開表示反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中蘇之間爆發(fā)大論戰(zhàn)以后的事情。
就"大躍進"運動而言，從當時蘇聯(lián)社會層面的反應看，基本上是熱情支持的，報刊上也是一片贊揚聲。同時，對中國宣傳的一些具體經濟指標，很多人持懷疑態(tài)度。
1958年7月26日新華社自莫斯科發(fā)出一篇通訊，綜合報道了蘇聯(lián)社會對中國"大躍進"和總路線的反應，其中有人表示相信并全力支持總路線和工農業(yè)并舉的方針，也有人對具體的目標和任務表示懷疑，如1962年生產5000萬噸鋼，試驗田畝產小麥7000多斤等。（41）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團訪問北京時，表示出對中國經濟建設高速發(fā)展的極大興趣。如建筑工程師阿爾辛切夫說："你們現(xiàn)在建筑速度是驚人的，14天的時間就可建筑一所樓房，而且還是用手工，我們用機器還沒你們快。"少先隊輔導員沙依科說："上海在4年中有70萬人搬進了新的住宅，莫斯科在4年內才有60萬人搬進新的住宅，這說明了中國的速度比我們快。"（42）
從蘇聯(lián)當時的報刊來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擴大會議后，蘇聯(lián)加強了對"大躍進"運動的報道�！墩胬韴蟆窂�8月19日到31日刊登了4篇關于"大躍進"的報道，都是以二欄或三欄標題放在第三或第四版，標題為"人民首創(chuàng)精神的源泉"、"人民的創(chuàng)造力無窮無盡"等。（43）在9月1日到7日又刊登了4篇有關"大躍進"的消息，其中包括關于北戴河會議、小高爐、發(fā)動群眾的報道，以及云南、內蒙古、甘肅等地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地方工業(yè)和文化發(fā)展的情況。（44）蘇聯(lián)軍方的《紅星報》9月4日載文說，"大躍進"這句話表現(xiàn)了中國6億人民今天生活的主要情況。這就是努力在最短的歷史時期內建成社會主義，使國家進入世界先進工業(yè)強國的行列。文章指出，剛剛建國9年，中國人民就提出了趕上英國的口號，這種發(fā)展速度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所難以想像的。中國不要15年，而只要幾年就能夠在鋼鐵生產方面超過英國。文章特別指出，兄弟的中國人民的勞動成就是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歡欣鼓舞的泉源。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大躍進，更加加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這就是中國經濟建設的巨大國際意義。（45）據(jù)新華社統(tǒng)計，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發(fā)出了約50條關于中國工業(yè)、農業(yè)和文化大躍進的消息"。（46）
對"大躍進"運動提出具體意見最多的是那些在中國工作的蘇聯(lián)專家。如針對不顧條件地強行發(fā)展有色金屬工業(yè)的做法，冶金部蘇聯(lián)專家坦率地提出：一、土法煉銅不能到處都搞，應具備必要的條件。要有富礦，或者礦石經過選礦后含銅量能達到5-7％。煉銅爐寧可建少一些，但要正規(guī)一些，應有鼓風設備。土法煉銅也要過技術關，風量、風溫、產品規(guī)格都要有規(guī)定。二、建工廠應具備國家批準的銅礦儲量。貴州鋁業(yè)公司設計能力為年產鋁氧28萬噸，像這樣一個大型企業(yè)到現(xiàn)在還沒有國家批準的比較確切的礦石儲量，建設起來是很危險的。還有的企業(yè)，甚至只有幾張地質勘探的剖面圖就開始設計，也是很不合理的。三、基建工程到處開工，不分輕重緩急，人力物力使用分散，結果必然是哪一個也建不成。如云南省東川銅礦一下子要建設9個選礦廠和12個礦山，顯然是力不從心的。（47）蘇駐華大使館參贊、經濟總顧問符明參觀上海電纜廠時也提出：有很多新建的工廠布局和配置不合理，建議今后一定要先搞設計，先在平面圖上進行研究，考慮成熟后再施工；工資制很復雜，應該按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在現(xiàn)有基礎上進行調整，有些工廠計件工資是可以促進生產的。（48）
筆者在俄國檔案中發(fā)現(xiàn)了一份文件，比較全面地代表了蘇聯(lián)官方當時對"大躍進"的評價。1958年7月26日蘇聯(lián)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安東諾夫向國內送回一份長篇報告，在這個分發(fā)給蘇共中央主席團全體委員和候補委員的絕密文件中，作者詳細介紹了中國1958年上半年經濟、政治、外交的狀況。報告首先肯定了中國經濟建設所取得的成績，認為，"1958年第二季度中國經濟形勢的特點是：工業(yè)和農業(yè)領域急劇發(fā)展的持續(xù)增長，廣泛地進行加快國家技術和文化事業(yè)發(fā)展的運動（技術和文化革命）"。"根據(jù)初步資料統(tǒng)計，1958年上半年中國工業(yè)部門總產量與1957年的同期相比增長了34.1%"。接著，報告分析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經濟和文化建設中取得的一切新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一年在經濟領域里實現(xiàn)了大規(guī)模的社會主義改造基礎上的。這些成績理所當然地是與中國共產黨在1957年進行的大規(guī)模的政治工作聯(lián)系在一起的，首先，黨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階層中的反社會主義當權派進行了斗爭，與富裕中農中的資本主義傾向、農村中原來的地主和富農分子的破壞活動進行了斗爭。這些經濟文化成就還與黨在開展整風和對全體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工作中取得的成績密切相連。"報告對中共的國內政策持完全贊同的意見："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急劇增長的最重要的前提條件，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政策，這個政策在黨研究制定和實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總路線過程中得到了反映。"報告中還特別提到，"在研究制定總路線時，中國朋友根據(jù)自己國家的特殊條件，非常認真地借鑒了蘇聯(lián)的經驗"。盡管報告人認為，對于中國提出的大量經濟發(fā)展指數(shù)"不能被看成是有充分的經濟依據(jù)的"，但仍強調，"這些設想應該被看作是那種熱情的反映，即在為實現(xiàn)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總路線而斗爭的過程中，充滿著整個國家的那種熱情。它們的重要意義可歸結為：有助于更加廣泛地挖掘繼續(xù)提高經濟發(fā)展速度的一切潛力。"報告在結論中不僅肯定，"中國共產黨執(zhí)行了一條以最高的速度發(fā)展經濟、加強對農業(yè)發(fā)展的關注、提高地方的作用并發(fā)揮人民群眾在經濟建設中的主動精神的路線，從而獲得了這樣巨大的經濟成績"，而且預言，中國將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實現(xiàn)在鋼鐵產量方面15年超過英國的目標，至于其他一些指標，"在最近2-3年內就能實現(xiàn)"。在講到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時，報告評論說，"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歷史意義在于，它總結了黨在最近幾年中的工作，譴責了右傾動搖分子，明確地表述并深刻地論證了黨的總路線。黨的總路線擬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最高速度，這樣的速度可以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短暫的歷史時期內，進入世界先進的、工業(yè)化國家的行列。"報告人充分肯定了人民群眾在技術革命、文化革命和農業(yè)生產中的極大熱情和干勁，認為"圍繞總路線在居民中的鼓動工作，其范圍異常的廣泛，總路線的主要思想已經逐字逐句地深入到國內每個人的心中。會議決議已經成為國內經濟繼續(xù)快速增長的巨大推動力，并在黨內和人民中激發(fā)出巨大的創(chuàng)造熱情和主動精神"。（49）
不久以后，在另一個報告中，大使館對一些在華工作的蘇聯(lián)專家不注意研究"中國的成功經驗和成果"的現(xiàn)象提出了指責。1959年1月27日，安東諾夫又向國內報告說："有一些蘇聯(lián)專家和科技工作者對中國的成功經驗缺乏應有的興趣，不去分析中國在大躍進過程中國民經濟各個領域出現(xiàn)的成果，而把自己封閉在舊知識和陳舊觀念的狹小圈子里。國家對外經濟聯(lián)絡委員會駐中國代表處對來華蘇聯(lián)專家的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也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50）
對于中國的"大躍進"，蘇聯(lián)領導人總體上是持贊成態(tài)度的，盡管沒有過多的吹捧。在1958年夏天赫魯曉夫訪華期間，兩國領導人曾談起了"超英趕美"的話題。赫魯曉夫聲稱："10-15年以后，我們可以在一系列產品方面趕上美國的水平"。談到中國的情況時，他稱贊說："中國同志提出的計劃，連我們這些見過世面的俄國人也不能不感到驚訝。雖然我們不懂你們的方塊字，但如果你們能夠完成這個計劃的話--對于你們能夠完成計劃，我們是絲毫也不懷疑的--這對你們亞洲的鄰國將是一個很大的震動。"（51）或許赫魯曉夫有些言不由衷，但至少還沒有對"大躍進"說三道四。
甚至在一年后中國人的狂熱已經受到挫折時，蘇聯(lián)人對中國人民的建設熱情仍然表示欽佩。1959年6月13日蘇聯(lián)部長會議副主席扎夏迪科等參觀上鋼三廠，對該廠只用5個月就建成軋鋼車間大加贊揚，并稱贊工人干勁大。他說：這樣一個車間，在蘇聯(lián)1年建成已經算是快的，但你們只用了5個月。扎夏迪科的助理特卡欽科說：應該派蘇聯(lián)建筑工人來學習。第二天參觀上海機床廠，扎夏迪科又對該廠改進蘇聯(lián)圖紙后生產的齒輪磨評價很高，說是達到了世界水平。（52）9月13日，蘇中友好協(xié)會理事會副主席杜伯洛維娜在一次慶祝國慶節(jié)的晚會上說，1958年中國人民取得了歷史上空前的成就，這一成就應歸功于中國人民實現(xiàn)的大躍進，全體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和中國共產黨所制定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53）
由此可見，至少到1959年夏天，除了對一些具體的生產指標和產量數(shù)字表示懷疑外，蘇聯(lián)社會從上到下都是支持和肯定中國的"大躍進"運動的，特別是對廣大勞動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和干勁大加贊揚。
不少研究者都認為，由于反對中國"大躍進"的做法，蘇聯(lián)拒絕向中國提供他們急需的技術和經濟援助。（54）這種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至少是存在某種誤解。
據(jù)新華社記者當時從莫斯科的報道，"大躍進"初起時，蘇聯(lián)幾乎所有經濟區(qū)都有為中國生產訂貨的任務（其中有86個經濟區(qū)承擔的任務特別多），全蘇聯(lián)為中國制造訂貨的有數(shù)以千計的工業(yè)企業(yè)，幫助中國進行設計工作的有上百的設計機關。"他們?yōu)橹г袊拇筌S進、及時供應機器設備，采取了許多措施。在為中國制造設備的工廠和車間里，常常可以看到'提前為人民中國完成訂貨'的鼓動標語。工廠行政和黨組織也把檢查運往中國的機器設備的生產情況作為檢查整個生產情況的一項內容。對于中國的另外一些重要建設，如包頭鋼鐵聯(lián)合企業(yè)、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豐滿水電站、北京熱電站等，蘇聯(lián)有關的企業(yè)也準備提前完成訂貨。"（55）實際上，蘇聯(lián)在"大躍進"期間同意增加援建的項目，并不少于"一五計劃"期間已經投產的項目。1959年4月21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屆一次會議上報告說，在"一五計劃"中蘇聯(lián)援建的項目，在執(zhí)行的過程中，由于若干項目合并建設，總數(shù)改變?yōu)?66個。這些項目，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產的有113個。從1959年開始，除了已經簽定協(xié)議的項目外，根據(jù)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中蘇兩國政府先后簽訂的兩次協(xié)議，蘇聯(lián)還將幫助中國進行125個企業(yè)的建設。（56）
至于蘇方有時不愿增加定貨或推遲交貨，確有許多技術原因，而非出于政治的考慮。對外貿易部副部長李強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書面發(fā)言，真實地反映了中國經常隨意改變項目計劃和合同而給蘇方造成的困難。李強說："過去二、三年內我們國家曾經有過躍進、下馬和現(xiàn)在的大躍進，我們的躍進、下馬都波及了蘇聯(lián)和東歐各兄弟國家，要求他們也跟隨著我們躍進、下馬。例如，1955年冬季，為了提前完成建設和新的建廠要求，先后向蘇聯(lián)提了兩個備忘錄，之后，在1956年4月7日中蘇兩國政府在北京簽訂了55個項目的新協(xié)定，1956年5月31日蘇聯(lián)提出了備忘錄，同意滿足我國部分企業(yè)的設計和設備提前交付的要求。后因下馬，有若干項目堅決要撤消、推遲或縮小規(guī)模，到了1957年12月14日才簽訂了新的議定書，其中規(guī)定：蘇聯(lián)援助我國的全部項目211個，撤消45個，推遲98個，即占全部項目的2/3強，蘇聯(lián)同志在簽字時說：'希望墨水干了以后再變動吧!'不出所料，簽字后第三天國內就發(fā)電報要求變動。在同一時間，東歐各兄弟國家?guī)椭覈ㄔO的150個項目中，我們一次就撤消了8項�，F(xiàn)在我們正在大躍進，有些部門又直接要求蘇聯(lián)和東歐各兄弟國家跟著我們躍進；過去已撤消的現(xiàn)在又要求重新訂貨；原來確定推遲的，現(xiàn)在又要求提前一年到二年交貨。"（57）因此，一些蘇方經濟部門拒絕中方的要求，是有正常理由的。照此看來，有些學者提出的下列情況也是真實的：中國當時建設速度如此之快，以至蘇方有時無法按時實現(xiàn)中國的全部愿望和要求。（58）
至于蘇聯(lián)對人民公社的態(tài)度，從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蘇聯(lián)社會當時的反應主要是對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雖然也支持中國人民的創(chuàng)造性，但更多的是希望增加對公社具體內容的了解。關于北戴河會議提出人民公社的問題見諸報刊后，1958年8月22日，蘇聯(lián)駐華使館立即向國內建議，"組織蘇中之間交換雙方在農村進一步發(fā)展社會主義制度的報道和看法"。（59）據(jù)北京團市委報告，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團代表們于9月訪問北京時，就對人民公社問題甚感興趣。（60）蘇中友協(xié)積極份子專業(yè)旅行組參觀上海郊區(qū)塘灣公社后，也提出了涉及從生活到生產的許多問題，如公社是否辦學校，是否有集市貿易，每個農民有多少自留地，公社管理委員會是如何產生的，公社干部是否脫產，公社有無自己的報紙，等等。（61）
1958年9月20日新華社報道，中國建立人民公社的措施在蘇聯(lián)干部和群眾中引起了極大的興趣和注意。蘇聯(lián)科學院中國問題研究所曾專門就人民公社進行了討論，非�？隙ㄈ嗣窆绲膬�(yōu)越性。有人甚至認為，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超過了集體農莊。由于蘇聯(lián)報紙對人民公社的介紹還不多，所以很多人都詢問人民公社是什么樣的組織。《真理報》11日刊登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全文后，許多蘇聯(lián)讀者希望更多地介紹中國人民公社的具體情況。有人問，人民公社是否就是共產主義，人民公社是否比集體農莊優(yōu)越等問題。（62）
蘇聯(lián)民航總局駐北京辦事處主任諾索夫于1958年11月19日奉調回國。在臨行前到上海、杭州、廣州、武漢等地參觀期間，他對陪同前往的專家工作室副主任李樹藩談了一些他個人對人民公社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看法。諾索夫說，1922-1923年蘇聯(lián)曾有過人民公社，公社中農民的生活水平很高，基本上完全實行了供給制，但后來事實證明公社的形式搞得過早了。目前蘇聯(lián)的同志認為，在社會生產還未達到可以實行"各取所需"的時候，應該實行"按勞取酬"的制度。"按勞取酬"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比較合理的分配方式。他承認對中國的情況不熟悉，但相信，中國在黨的領導下，在人民積極擁護的基礎上提出實行人民公社制，當然是正確的。不過諾索夫也指出，在蘇聯(lián)目前的情況下，搞公社還太早，向共產主義過渡還要創(chuàng)造許多條件。他強調只有在物質非常豐富，可以滿足人民需要情況下，才能改變"按勞取酬"的制度。（63）《真理報》駐華記者杜慕嘉1958年11-12月在廣西采訪時，也對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機構設置、分配原則等提出了許多問題。（64）蘇聯(lián)駐哈爾濱總領事館的兩位副領事柯華列和董卡諾夫對公社化問題議論很多，也有一些疑問。如實行供給制是不是男女都穿一樣的衣服？生活集體化以后是不是取消家庭？（65）1959年6月蘇聯(lián)部長會議副主席扎夏迪科訪問上海郊區(qū)馬橋人民公社的情形也表明，很多蘇聯(lián)人都急于了解人民公社究竟是怎樣組織生產和生活的。（66）
或許就是因為對人民公社缺乏具體的了解，蘇聯(lián)報刊最初很少報道這方面的情況，這引起了蘇共中央同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聯(lián)絡部的注意。1958年9月6日，副部長尤里·安德羅波夫專門就中國正在開展的人民公社運動給蘇共中央寫了報告。安德羅波夫首先報告說，"在中國報刊上"，把建立人民公社運動"看作是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新階段"，而"人民公社則被視為中國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佳形式"。報告特別指出，雖然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規(guī)模已經很大，但中國報刊強調，不應急于"把所有地方的集體所有制都變成全民所有制"，運動本身"也不意味著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已經完成"。講到蘇聯(lián)應對人民公社問題作何反應時，報告強調："中共非常重視人民公社這個組織。從今年8月(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以及中國報刊上登載的大量材料中，便可以看出這一點。為了給這個群眾運動奠定理論基礎，北京出版了《論共產主義公社》文集，其中收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論公社的著作。而在最近一個時期，我國報刊上和電臺廣播里幾乎沒有闡述過這個重要問題，這可能引起中國同志們的懷疑。"為此，安德羅波夫提出，"考慮到中共對人民公社非常重視，我們應該從中蘇友好的精神出發(fā)，首先利用中國各方面的材料和提法，在我們的報刊上介紹這個問題。"但是，鑒于"中國報刊上一些關于公社的提法，給人造成了這樣一種的印象，似乎在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整個階段，所有國家都有建立公社的經驗"，報告認為，"同時還應該組織深入地、全面地對中國的人民公社問題進行研究"。報告還建議采取三項具體措施：一、"指示中央的報紙，首先是《真理報》、《消息報》，系統(tǒng)闡述中國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首先公布中國報刊上的評論文章和材料。"二、"委托經濟所和中國學所搜集中國報刊上發(fā)表的人民公社的消息和材料，待4-5個月后向中央提交這個問題的材料。"三、鑒于蘇聯(lián)使館8月22日的建議"可能會遭到中國同志的曲解，看成是我們懷疑中共建立人民公社方針的正確性"，因此"最好委托蘇聯(lián)外交部正確指導蘇聯(lián)駐中國大使館在這個問題上的行動，委托大使館研究人民公社化運動，同時應對中國朋友們掌握這樣一種分寸，不讓他們產生我們特別關心這一問題的錯覺"。（67）
然而，對于人民公社的報道并沒有增加。1958年10月，塔斯社專門報道農業(yè)的消息有兩條，但沒有報道人民公社的情況。（68）《內部參考》多次借西方報刊的報道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蘇聯(lián)官方的報刊對人民公社未做過任何評論，甚至也很少報道。直到1958年底，沒有任何權威的蘇聯(lián)領袖談起過中國的公社。盡管建國9周年國慶紀念活動提供了明顯的機會--那時各地建立人民公社的運動正處在最高潮，但蘇聯(lián)報刊發(fā)表的文章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其中專門談公社問題的只有地位比較低的《文學報》發(fā)表的一篇文章。在莫斯科電臺為了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9周年而廣播的215篇評論中，也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69）在11月6日北京舉行的紀念蘇聯(lián)十月革命節(jié)的招待會上，尤金大使發(fā)表了一篇簡短演說，其中對正在中國大地興起的人民公社運動只字未提。（70）
出現(xiàn)這種情況的關鍵原因，是蘇共中央經過研究認為，中共在人民公社問題上犯了急進盲動的錯誤。而蘇共中央政治局里由安德羅波夫負責的一個研究小組提出了如下兩種非此即彼的抉擇："或者是為了蘇中關系正�；澇扇嗣窆�，但是那樣的話，我們就會欺騙國際工人運動。或者是為了維護真理把人民公社評價為一種'左'傾政策的表現(xiàn)，但是那樣的話，我們就會走上一條加深蘇中兩黨分裂的道路。"研究小組最后一致認為，"為了保持蘇中關系的穩(wěn)定，應當暫時不去注意人民公社問題，就是說，對它既不稱贊，也不批評"。這個意見得到了蘇共中央政治局的贊同，于是在蘇聯(lián)報刊上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發(fā)表有關人民公社的報道和評論文章。（71）
就目前看到的史料，蘇聯(lián)領導人第一次對外談論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11月30日。根據(jù)波蘭的檔案記錄，那一天，赫魯曉夫在與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會談時，表示了對人民公社的反感。赫魯曉夫談到不干涉別國內政問題時舉出了中國人民公社的例子。他說，"中國人現(xiàn)在正在組織公社。在我國這在30年前就曾有過，對這個我們膩了�？墒侵袊寺铮妥屗麄內L試吧。當他們碰得頭破血流時，就會有經驗了。"還說，按照軍事模式組織公社，在蘇聯(lián)也搞過，"這不是一個原則問題，但是在經濟上是不合理的。"說到在中國的土法煉鋼時，赫魯曉夫承認這在中國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不適合蘇聯(lián)。（72）不過，這個內部談話當時并不為人知。
不久以后，西方傳聞，蘇聯(lián)領導人私下發(fā)表了對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據(jù)美國《華盛頓郵報》1958年12月17日刊載的一篇文章，美國參議員漢弗萊12月4日在克里姆林宮同赫魯曉夫進行了8個小時的談話。在談話中，赫魯曉夫一直不愿意談公社問題。只是當漢弗萊請他談談蘇聯(lián)是否打算追隨中國的榜樣時，赫魯曉夫回答說：不，公社制度今天對俄國是不適宜的。他還說，無論如何這個詞是用錯了，不知道為什么中國人選用了這個詞，因為"公社"一詞起源于法國大革命時代，它是一種城市的而不是農村的管理形式。赫魯曉夫接著說，無論如何，中國的制度實際上是反動的（Reactionary）。蘇聯(lián)很久以前就曾嘗試過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而現(xiàn)在蘇聯(lián)采取的是物質刺激的方法。（73）另據(jù)美國報道，蘇聯(lián)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在1959年1月訪美期間，雖然強調蘇聯(lián)和中國在公社問題上沒有分歧，但也同赫魯曉夫一樣說，俄國人在1918年和1919年建立了這樣的公社，不久就發(fā)現(xiàn)如果經濟不發(fā)達，公社是行不通的。還說，除非有一種生產力非常發(fā)達的經濟，否則要執(zhí)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個共產主義原則是不可能的。（74）盡管后來蘇聯(lián)報刊駁斥說，這是漢弗萊在造謠，（75）但誰也無法否認，其后不久赫魯曉夫在公開場合談論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時，是在含沙射影地批評中國的人民公社。1959年1月蘇共召開二十一大，赫魯曉夫做報告時宣布，蘇聯(lián)已進入"全面展開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時期"，并斷言在人均產量上，"大約在1970年就可以超過美國"。與此同時，赫魯曉夫指責說："社會不能不經過社會主義發(fā)展階段就從資本主義跳到共產主義"，"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會突然出現(xiàn)是不正確的"，"平均主義并不意味著向共產主義過渡，而是在破壞共產主義的聲譽"。（76）
既然蘇聯(lián)領導人不想因此破壞中蘇關系，為什么要在這個敏感的時候，（77）對這個敏感的問題表明態(tài)度呢？赫魯曉夫后來在回憶錄中解釋說，在二十一的報告中間接地談到中國的公社問題，是為了給蘇聯(lián)的干部"打預防針"，免得對中國"盲目效仿"，而給蘇聯(lián)的經濟和政治"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赫魯曉夫還提到，因保加利亞共產黨第一書記訪問中國后，保加利亞報紙上開始連篇累牘地發(fā)表有關公社和"大躍進"的文章，并且出現(xiàn)了把集體農莊擴大到令人難以置信的規(guī)模的跡象。這使蘇聯(lián)領導人感到有必要出面制止這種荒謬事情的發(fā)生。（78）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更真實一些。據(jù)當時在蘇共中央負責中國事務的庫利克回憶，那時在莫斯科留傳著這樣的話：在全世界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只有一個理論家、哲學家，這就是毛澤東。而赫魯曉夫只是一個實干家，是一個種玉米的實干家。還有許多人認為，中國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而赫沒有找到這條道路。赫魯曉夫聽了這些話以后非常生氣。（79）
無論如何，半年之后，蘇聯(lián)報刊上第一次公開報道了蘇聯(lián)領導人對人民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21日，《真理報》刊載了赫魯曉夫7月18日在波蘭波茲南省的"波拉夫采"生產合作社群眾大會上的講話。赫魯曉夫的原話是："可以理解，把個體經濟改造為集體經濟，這是個復雜的過程。我們在這條道路上曾碰到過不少困難。在國內戰(zhàn)爭一結束之后，我們當時開始建立的不是農業(yè)勞動組合，而是公社。"赫魯曉夫接著回顧說，"曾有人下了大致是這樣的論斷：'既然我們?yōu)楣伯a主義奮斗，那就讓我們來建立公社'。""看來，當時許多人還不太明白：什么是共產主義和如何建設共產主義。""公社建立了，雖然當時既不具備物質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我是指農民群眾的覺悟。結果是大家都想生活過得好，而在公共事業(yè)上又想少花些勞動。正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赫魯曉夫總結說："許多這樣的公社都沒有什么成績。于是黨走了列寧所指出的道路。它開始把農民組織在合作社中，組織到農業(yè)勞動組合中，在那里人們集體地工作，但是按勞取酬。我們集體農莊逐漸鞏固起來了，現(xiàn)在是蓬勃發(fā)展的社會主義農業(yè)的基礎，是改善農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礎。"（80）
關于赫魯曉夫在波蘭的這個講話，波蘭報紙在發(fā)表時刪去了其中有關公社的一段話，（81）但《真理報》卻予以全文發(fā)表，顯然是莫斯科有意為之。（82）而恰恰是這個講話，激怒了正在廬山上的毛澤東，他決定向赫魯曉夫公開出擊了。
中共的反應：從耐心期盼到憤怒出擊
1958年8月初，毛澤東對來訪的赫魯曉夫說："1949年中國解放我是高興的，但是覺得中國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因為中國很落后，很窮，一窮二白。以后對工商業(yè)的改造、抗美援朝的勝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這次大躍進，我才完全愉快了!"（83）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確實是毛澤東認為值得驕傲的事情。
在1958年12月武昌會議期間，毛澤東看到了一些令他興奮不已的材料：捷克斯洛伐克《紅色權利報》載文說，"大躍進"在中國歷史上"具有真正革命的意義"，"中國巨大的革命發(fā)展不僅對中國人民，而且對于全人類都有著重大的意義。"瑞士勞動黨書記范桑著文說，中國"這種空前干勁的結果"，向人們提出了建設共產主義的"新的時間表"。還有文章寫到，中國發(fā)動廣大群眾參加生產建設，"是一個真正的發(fā)明、一個有革命性質的技術發(fā)現(xiàn)，它將完全改變不發(fā)達國家的前景"。對于這些材料，毛澤東批示："印發(fā)。極好看。請小平即刻處理。"（84）在這種氛圍中，當陪同赫魯曉夫訪華的原駐華蘇聯(lián)總顧問阿爾希波夫對中國是否能實現(xiàn)鋼鐵生產指標表示懷疑時，引起中國領導人的普遍憤慨，（85）就不會令人奇怪了。
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毛澤東的驕傲情緒感染了許多人。據(jù)國務院外事辦公室1959年2月3日整理的材料，在中共干部當中，有如下說法："以蘇聯(lián)為首的提法應改為以蘇中為首"，"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已轉移到中國"，"以蘇聯(lián)為首只是表現(xiàn)在經濟建設實力上"。有人認為"蘇聯(lián)的七年計劃不夠躍進，應該給蘇聯(lián)提意見催他們前進"，甚至還有人說"我們中央的負責同志放到哪個國家都能當主席"。（86）針對這些問題，中共中央下發(fā)了關于糾正驕傲現(xiàn)象的指示。毛澤東在指示中加寫到："以上材料中，有一些也未核對清楚，可能有說得過分之處。不管怎么樣，暴露了這些錯誤，可以引以為戒，使壞事變成好事�？偠灾�1958年，我們的成績是偉大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分不清這個主次，就會犯錯誤。但既然是缺點錯誤，而且涉及對外，性質嚴重，就一定要改正，而且越快越好。"（87）看起來，批評驕傲自滿，毛澤東并不情愿。對于赫魯曉夫在二十一大報告中的暗中指責，毛澤東看在眼里，記在心上，因為考慮到中蘇之間的分歧在當時還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暫不理會，看看以后再說。我們之間是有分歧的，但現(xiàn)在不要說。"（88） 結果，毛澤東等來的不是人們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經濟形勢的逆轉和各級干部普遍的檢討。
對于1958年形勢的評價，毛澤東在1959年4月15日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亂子是出了一些。但去年的大躍進，偉大勝利，也是真的"。"去年比前年不同，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情況不同，確有大躍進。一切浮夸現(xiàn)象是要破除，不要搞那些浮夸，要搞老實的。但是，除掉那些浮夸現(xiàn)象以外，里頭有一個真實的東西，就是確有大增產"。（89）不過，中共其他領導人則更注意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缺點和錯誤。
1959年1月2日薄一波在接見越南經濟代表團的談話中就提到，中國在建設過程中也有不少的錯誤和缺點。（90）1959年6月8日，在與駐華社會主義國家大使們會談時，外交部長陳毅承認，在追求高速度的建設過程中，破壞了各個經濟部門的計劃性和按比例發(fā)展的原則。6月17日，周恩來會見扎夏迪科時承認：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指標定得高了，因為制定計劃時沒考慮客觀條件和國家的現(xiàn)實能力；到1958年底，國家經濟發(fā)展已出現(xiàn)嚴重困難，一些國民經濟部門之間已出現(xiàn)比例失調。周恩來說：繼續(xù)采用大煉鋼鐵式的群眾運動方式來發(fā)展工業(yè)是不行的。現(xiàn)在"已經完全清楚，小型傳統(tǒng)礦井和冶煉爐是不可能成為現(xiàn)代冶金工業(yè)發(fā)展的基礎的"。周恩來請求向赫魯曉夫和米高揚轉達：他是不對的，他過于相信了自己的下屬，請原諒他以前的夸口。他還保證說，今后將會更加深刻地進行自我批評。周恩來還說："開始大躍進運動之后，我們曾經請求蘇聯(lián)擴大設備供應，并請求盡快提供這些設備。但是，當設備運來之后，才發(fā)現(xiàn)我們無法安裝它們，因為我們沒有相應的配套設備，因此，這些運來的設備只好堆放在那里。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我們思想比較混亂，不能將力量集中在一些最重要的建設項目上。我們當然應該為此而道歉。"（91）6月26日，周恩來接見蘇聯(lián)專家時，盡管強調"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成績是偉大的"，但同時也承認"大躍進"在速度、平衡和質量三個方面存在著缺點和錯誤。（92）
顯然，中共黨內對于1958年的形勢是有兩種不同的估計和評價的，廬山會議實際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這就難怪彭德懷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馬蜂窩--毛澤東決心反擊那些對他的共產主義試驗杰作評頭品足的人。然而，毛澤東剛剛在7月16日向會議印發(fā)了彭德懷的意見書，怒氣未消，7月19日便連續(xù)看到兩份關于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材料。一份是中宣部6月20日編印的《否定和懷疑1958年大躍進的若干論點》一文，文章介紹了天津市部分黨員的看法，主要是認為全民煉鋼"得不償失"，"勞民傷財"，只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人民公社"走得太快"，"帶來了副作用"等。另一份材料是中國駐蘇大使館7月2日給外交部并中共中央的報告。報告說，最近在蘇聯(lián)部分干部中，相當普遍地流傳著有關中國當前某些困難情況的說法，對成績避而不談，專講毛病，其結論是中國黨犯了錯誤。報告建議由中共中央和外交部對外作出說明和解釋。毛澤東沒有答復，只是批示將這兩個材料印發(fā)會議各代表。（93）7月27日，毛澤東又不動聲色地批準印發(fā)了一個材料，材料上說，中共江西省委黨校5月份以來展開討論，有近半數(shù)的學員認為："人民公社沒有優(yōu)越性"，是"人為的產物"、"早產兒"，中央關于人民公社的決議是"心血來潮"，"'左'傾思想的復活"，公共食堂"害多利少"等等。（94）又過了一天，當秘書胡喬木送來赫魯曉夫在波蘭關于人民公社問題的講話后，毛澤東再也無法按捺心中的怒火了。所送材料中轉引的《紐約時報》的評論很可能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赫魯曉夫先生這番話所引起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關于公社是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的爭論是否--像許多專家所認為的那樣--已經結束，而赫魯曉夫先生只是在回顧過去。另一種看法是，意見分歧仍然存在，赫魯曉夫先生是在表明他的立場。這次對農民的講話顯然并不是打算作為一篇重要演說的，但是它今天在報紙上的出現(xiàn)顯然是得到了這位蘇聯(lián)領袖批準的。"（95）蘇聯(lián)領導人竟然也加入了這場爭論，而且是站在黨內右傾分子一邊，這是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7月29日，毛澤東批示：將有關材料印發(fā)會議代表，"請同志們研究一下，看蘇聯(lián)曾經垮臺的公社和我們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個東西；看我們的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臺；如果要垮臺的話，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話，又是因為什么。不合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為地維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請同志們看一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近來攻擊人民公社的人們就是抬出馬克思這一個科學原則當作法寶，祭起來打我們，你們難道不害怕這個法寶嗎？"批示發(fā)出后，毛澤東意猶未盡，8月1日又將上述文件批給中聯(lián)部部長王稼祥："我寫了幾句話，其意是駁赫魯曉夫的。將來我擬寫文宣傳人民公社的優(yōu)越性。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于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zhàn)，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96）看來，毛澤東此時不僅把彭德懷與赫魯曉夫掛起鉤來，而且已經決心向赫魯曉夫發(fā)起進攻，從而將中蘇之間的分歧公布于眾了。
8月15日和16日，毛澤東已經把廬山上爭論的問題上升到階級斗爭的高度。（97）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決議更指出，"國內外的敵對勢力一開始就惡毒地攻擊我們黨的總路線，攻擊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最近時期，他們利用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某些暫時性的、局部性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點，加緊了他們的攻擊。我們黨內的一些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特別是一些具有政治綱領、政治野心的分子，竟然在這樣的重大時機，配合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活動，打著所謂'反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旗號，發(fā)動了對于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覂A機會主義分子的攻擊的矛頭，是針對著黨中央和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針對著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yè)。因此，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保衛(wèi)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zhàn)斗任務。"（98）
但是在毛澤東看來，僅僅反擊黨內右傾分子是不夠的，要把中國的經驗傳播到世界，就必須批駁莫斯科的謬論。8月19日，毛澤東致信幾位秀才，要求他們下到各省去認真準備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說："為了駁斥國內外敵人和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對"人民公社的攻擊、誣蔑和懷疑"，"必須向一切人作戰(zhàn)"，其目的是"破蘇聯(lián)同志們中的許多反對派和懷疑派"。（99）9月4日，毛澤東接連致信胡喬木和吳冷西，考慮10月份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赫魯曉夫關于公社問題的講話，以"使他越處于被動，使全國人民知道赫魯曉夫是反公社的"，還指示以通訊方式發(fā)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報紙贊揚和宣傳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情況，"以壯士氣，可以將蘇聯(lián)某些人的軍"。（100）
此時莫斯科也沒有閑著，9月6日外交部、中聯(lián)部送來了蘇聯(lián)經濟學碩士格洛托夫所寫的《論集體農莊所有制的發(fā)展前途》一文。毛澤東看后批示："此人根本不研究馬、恩、列思想，并且連斯大林公社必定是集體農莊的高級形式這一觀點也否定�？傊�，作者認為公社無論何時都是有害無益的。"（101）這種情況顯然更刺激了毛澤東的戰(zhàn)斗情緒。9月12日劉少奇送來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給《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志寫的一篇文章《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劉少奇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許多暗刺的，是批駁外國同志的，是否適當？請您核定!"這里的"外國同志"當然主要是指蘇共領導人。毛澤東大悅，批示："看過，很好。"又說："可以這樣寫，不寫反而不好。"10月1日《人民日報》和《紅旗》第19期轉載了這篇文章。（102）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赫魯曉夫第三次來華訪問，雙方領導人會談時發(fā)生了嚴重爭吵。蘇聯(lián)人感到，對中共根本不能進行任何批評。赫魯曉夫氣憤地說："我們有多么美妙的局面：一方面，你們使用'以蘇聯(lián)為首'的套話，另一方面，你們不讓我們說一句話。我們談論的是什么樣的平等？"盡管爭論主要是圍繞對外政策進行的，但毛澤東頭腦中考慮的還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問題，以至10月4日在東郊機場為赫魯曉夫送行時，毛澤東仍然大講特講"大躍進"取得了怎樣的成績，人民群眾如何創(chuàng)造了"人民公社"，與蘇聯(lián)歷史上的公社相比，中國的人民公社有哪些優(yōu)越性等等。（103）
在毛澤東看來，此時的蘇聯(lián)仍然是朋友，"中蘇根本利益，決定這兩個大國總是要團結的。某些不團結，只是暫時的現(xiàn)象，仍然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系。" （104）所以，赫魯曉夫回國后，毛澤東立即接見了蘇聯(lián)代辦安東諾夫，并向他說明，"既使我們之間存在著分歧，也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局部的，暫時的。""事實上，在所有重要的和基本的問題上我們之間始終是一致的。"（105）但是，毛澤東又認為，"赫魯曉夫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他不懂中國達于極點，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確的情報，信口開河。他如果不改正，幾年后他將完全破產(八年之后)。"而能夠糾正這些錯誤的，只有中國共產黨，因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大發(fā)展在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106）
此時的赫魯曉夫與毛澤東有著同樣的心態(tài)。一方面，11月11日蘇聯(lián)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對周恩來說，他接到國內指示，讓他通知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蘇中兩黨之間對重大問題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沒有任何原則性的分歧。至于一些個別問題，經過雙方討論和充分交換意見，也不存在了。因而，蘇共主席團決定，把上次在北京舉行的會談記錄燒毀。（107）另一方面，12月18日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蘇斯洛夫就蘇聯(lián)黨政代表團之行給蘇共中央主席團寫了一個報告，對中蘇分歧的狀況做了充分的說明以后，報告指出，"問題的實質在于，中共領導近來出現(xiàn)了對自己的成績和能力估計過高，夸大中國社會主義關系成熟程度的傾向"，尤其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之后，中國被目前取得的成績"沖昏了頭腦"，"表現(xiàn)出驕傲和自大"。報告認為，"上述中共在內外政策方面的錯誤和缺點是由于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狀況造成的。形式上中共中央內部遵守集體領導的原則，但實際上最重要的決定是由個人做出的，因此不少是主觀主義的，在不少情況下根本是沒有經過慎重考慮的。"報告最后強調，"我們同中國共產黨人的友誼，同中國人民的友誼，不僅對我們兩黨兩國來說重要，它對于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對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說也是必需的。為了這一崇高的目的，我們必須做出一切努力，在堅持我們原則的條件下克服我們相互關系中出現(xiàn)的困難。"（108）
兄弟兩個誰都不愿分家，可誰都要在這個家做主，那么就看誰的主張更符合這個家庭所崇尚的理念，并且得到家庭其他成員的認可了。所以說，中蘇之間一場是非之爭的論戰(zhàn)遲早是要到來的。自1959年10月的爭吵以后，中蘇雙方都開始宣傳各自方針、政策在理論上的正確性。在蘇聯(lián)出版的《蘇中友好》雜志上開始轉載《真理報》、《消息報》和蘇聯(lián)其他報紙上的一些社論和文章，而其中闡述的觀點明顯地是與中共立場相矛盾的。中國也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1960年2月初赫魯曉夫在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上的言論及其隨后對印度的訪問，使中共領導人認為：赫魯曉夫正在追求與西方達成妥協(xié)，并將以反對中國來討好西方。因此中共中央決定認真對待這個問題，對赫魯曉夫的反華也要準備必要的反擊。（109）問題只是爆發(fā)這場論戰(zhàn)的導火索將如何點燃。
如前所述，導致毛澤東決心向莫斯科公開宣戰(zhàn)的原因，是蘇聯(lián)領導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懷疑、蔑視和批評，但毛澤東放出的第一炮卻集中在一些純粹的理論問題上。1960年4月，為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中共中央組織發(fā)表了三篇文章，即《紅旗》雜志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沿著偉大的列寧的道路前進》和中宣部長陸定一在紀念大會上的報告《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這三篇文章系統(tǒng)闡述了中共中央對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社會主義革命、戰(zhàn)爭與和平、帝國主義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評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實際矛頭直指蘇共中央。（110）5月下旬，毛澤東又分別與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和丹麥共產黨主席耶斯佩森談話，正式表明中共不贊成和平共處、和平過渡，指責蘇聯(lián)和東歐各黨放棄了階級觀點，甚至點名批評赫魯曉夫，批評"戴維營精神"，還表示"將來要算算帳"。（111）緊接著，中共領導人又在世界工聯(lián)會議期間公開提出并宣傳，在一些基本理論觀點上與蘇共有重大分歧。（112）
為什么毛澤東沒有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個中共自認為是發(fā)展了馬列主義并為社會主義陣營作出榜樣的問題上向莫斯科發(fā)動進攻呢？這大概是出于策略的考慮。在1959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就中蘇關系問題講話時指出：我們在處理中蘇關系問題時，要嚴肅、慎重地對待，一定要有原則上的堅定性和策略上的靈活性。（113）首先，中共不宜在受到蘇共指責的問題上展開論戰(zhàn)，因為那將是一次為自己辯解的防御戰(zhàn)而不是進攻戰(zhàn)。其次，無論人民公社還是"大躍進"，都是蘇聯(lián)曾經嘗試過的做法，（114）在這方面挑起爭論，中國沒有優(yōu)勢。最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畢竟還沒有在中國大地上取得成功，更沒有得到社會主義陣營大多數(shù)同盟國的認可。但是，一方面，毛澤東需要社會主義陣營，更需要領導這個陣營，而沒有蘇聯(lián)，也就無從談起社會主義陣營。另一方面，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須旗幟鮮明，因為只有掌握著馬克思主義真理的人才有資格領導社會主義陣營。所以，毛澤東決定在關于革命與戰(zhàn)爭這些理論問題上與蘇共論戰(zhàn)，并堅信可以說服之，或者戰(zhàn)勝之。
毛澤東心中的目標是要為世界社會主義各國樹立一面趕超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旗子，是要中國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表率和榜樣。然而，在莫斯科看來，北京發(fā)動的這次理論攻勢是向蘇共領導并得到中共承認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挑戰(zhàn)。蘇共中央書記科茲洛夫事后報告說："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錯誤我們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和形式屬中國內政，所以我們做得很有分寸，有禮貌，認為不能在我們的報刊上公開批評這些錯誤。我們過去和現(xiàn)在都認為這些問題是中共內部的事，我們不打算干預它的國內政策。中共領導人實際是想讓我們在自己的報刊上宣揚他們的錯誤觀點，以便把他們未經生活檢驗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和形式強加給其他國家。我們當然沒有這樣做，因為我們知道，轉載類似的材料會造成混亂，把我們的人民搞胡涂。我們沒有與中國同志在這些問題上展開論戰(zhàn)。但是，當問題涉及到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時，當我們處在中共領導以其觀點公開對抗我們整個運動的事實面前時，蘇共中央認為必須就這些問題同各兄弟黨交換意見。"（115）于是，出現(xiàn)了蘇共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組織圍攻中共代表團的場面。（116）在理論上壓服中共失敗后，赫魯曉夫決定在經濟上繼續(xù)向中共施以顏色，7月16日，蘇聯(lián)政府正式照會中國外交部，限期撤退全部在華工作的蘇聯(lián)專家，從而撕毀了與中國合作的幾乎所有經濟合同。（117）
就這樣，中蘇兩黨的內部分歧演變?yōu)楣_論爭，黨際關系的矛盾演變?yōu)閲谊P系的惡化，中蘇同盟終于走上了破裂的道路。
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問題上，究竟中蘇之間有什么分歧？蘇聯(lián)對此是否持反對態(tài)度？是怎樣反對的？毛澤東對蘇聯(lián)的態(tài)度作何反應？這種反應與中蘇走向分裂又有什么直接關系？對于這些問題，目前還缺乏比較詳細和深入的研究。
似乎無須論證，關于1950-60年代的中蘇關系，無論是在國際政治學，還是在歷史學領域，都是最受各國學者重視的研究課題之一。早在1960年代中期，即中蘇同盟最終瓦解之前，西方的政治學家已經對此著書立說了。（1）在此后的20年間，歷史學家如滾雪球般加入了中蘇關系的研究行列。（2）19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和俄國檔案的解密并作為史料擺上歷史學家的案頭，中蘇關系史再次成為國際史學界研究的熱點。特別是經過1996年1月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冷戰(zhàn)國際史項目與香港大學舉辦的"冷戰(zhàn)在亞洲"國際學術會議，1997年10月中國史學會東方歷史研究中心、當代中國研究所和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聯(lián)合舉辦的"冷戰(zhàn)與中蘇關系"國際學術會議，各國學者之間的充分交流，學者與中蘇雙方當事人的直接對話，雙邊乃至多邊檔案的綜合利用--所有這些新的形式和內容，把中蘇關系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陸續(xù)問世。（3）
在中蘇關系史研究中，關于中蘇分裂的過程及原因，特別受到學者的關注，有關的討論和分析層出不窮。這里有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是導致中蘇關系破裂的深層原因，學者們從各個方面，包括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意識形態(tài)，乃至領袖個性，進行了探討。（4）另一個是中蘇關系破裂的具體過程，即由于哪些因素、情況、事件的接替或同時出現(xiàn)，并形成一連串的因果關系，終于使中蘇分裂成為不可挽回的事實。（5）從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們關心較多的事件，如長波電臺和聯(lián)合艦隊問題、第二次臺海危機、蘇聯(lián)拒絕提供原子彈樣品、中印邊界沖突、古巴導彈危機等，基本上都屬于中蘇在對外方針和政策方面的分歧，或涉及雙方的主權和利益沖突。而討論中蘇各自的國內政策，并由此影響雙邊關系的論著，尚不多見。
本文將著重分析蘇聯(lián)對1950年代后期中國國內經濟建設方針--以"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為代表--的態(tài)度，以及因此而引發(fā)的中蘇關系迅速惡化的過程。關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問題在中蘇關系演變中所起的作用，許多國際關系史論著都有提及，如祖伯克和普列沙科夫提到，赫魯曉夫對中國"大躍進"的最初反應是困惑和反�。�6）；艾倫·惠廷認為，"大躍進"使得中國對蘇聯(lián)的需求日益增長，而蘇聯(lián)官員對此極為不滿，因而加劇了中蘇同盟的摩擦（7）；張曙光也強調，為了盡快實現(xiàn)工業(yè)化，中國領導人對蘇聯(lián)的經濟和技術援助寄予很大期望，但莫斯科擔心和提防出現(xiàn)一個強大的中國，沒有滿足中國的要求，從而導致雙方結怨（8）；陳兼則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作為毛澤東自鳴得意的"繼續(xù)革命"思想的具體表現(xiàn)，并注意到赫魯曉夫對此采取的沉默和反對態(tài)度使毛澤東頗為不滿（9）。不過，大多語焉不詳。中國史研究者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本身的歷史早已經進行了深入探討，（10）但把這兩者與中蘇分裂聯(lián)系起來考察的人很少，至多是在討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形成的原因時，論述了毛澤東如何借鑒蘇聯(lián)的經驗教訓，探索中國自己的發(fā)展道路的過程。（11）
總之，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問題上，究竟中蘇之間有什么分歧？蘇聯(lián)對此是否持反對態(tài)度？是怎樣反對的？毛澤東對蘇聯(lián)的態(tài)度作何反應？這種反應與中蘇走向分裂又有什么直接關系？對于這些問題，目前還缺乏比較詳細和深入的研究。本文利用目前能見到的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以及當時的報道材料，試圖重現(xiàn)這段歷史的真實面貌，并說明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在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問題上分歧的實質究竟在哪里，這一分歧又是怎樣成為中蘇走向公開沖突的一根導火索的。
競賽的目標：超英趕美還是趕美超蘇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勝利使中國成為亞洲一支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為中國奠定了實現(xiàn)國民經濟現(xiàn)代化的工業(yè)基礎，而波匈事件的"圓滿解決"則有賴于中共領導人的出面相助。所有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澤東本人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以毛澤東此時的心態(tài)來看待和處理與蘇聯(lián)的關系，自然是斯大林時代不可同日而語的--他已經開始從領導者的角度來考慮這個陣營的問題了。因此，盡管蘇共二十大以后毛澤東提出了以蘇為鑒的問題，并認為赫魯曉夫"捅了婁子"，但中蘇關系并未像許多研究者估計的那樣受到影響。特別是到1957年夏秋，蘇共中央六月全會做出的譴責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反黨集團的決議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魯曉夫則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國提供核武器的技術援助，中蘇關系又邁上了一個新臺階。莫斯科會議之前，毛澤東與蘇聯(lián)大使尤金的一次談話充分反應了這種狀態(tài)。對于赫魯曉夫事前把蘇共為莫斯科會議準備的聲明草案送交中共征求意見，毛澤東顯然感到滿意，他坦率地就和平過渡、社會黨人和馬林科夫反黨集團的提法或寫法提出了建議。接著，毛澤東談到了中蘇兩黨的關系："在許多問題上我們的觀點日趨接近。我們對于你們解決斯大林問題的做法有過不同意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分歧變得很小了。""對于其他問題的不同意見，也已經或者消除了，或者觀點接近了"。毛澤東還對赫魯曉夫的功績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應當承認，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國共產黨的形勢，其中也包括我們黨在內。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就好像是為我們黨揭去了這個蓋子。是誰讓我們大家更容易、更正確地認識了個人崇拜？是赫魯曉夫同志，為此我們十分感謝他。"（12）正是在這樣的心情下，毛澤東第二次來到莫斯科。
與1950年訪問蘇聯(lián)的情形完全不同，這一次，毛澤東在莫斯科出盡了風頭：在十月革命40周年紀念大會上，只有當毛澤東講話時，全場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13）在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期間，所有發(fā)言者都是站在講臺上按照本黨中央通過的講稿作報告，只有毛澤東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發(fā)表講話。（14）在會下，毛澤東儼然莫斯科半個主人，游說于東歐各黨領導人之間，努力化解他們與蘇共的矛盾，并反復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以蘇聯(lián)為首"。（15）如果說過去蘇聯(lián)是社會主義陣營不可替代的當然領導者，那么在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的言談舉止充分反映出一個客觀事實--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中共已經可以同蘇共平起平坐了，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將聯(lián)手領導社會主義國家共同前進。（16）
然而，有一件事情卻被蘇共搶了先機，即赫魯曉夫在倡導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的方針時，提出了15年超過美國的口號。毛澤東當然不甘落后，在11月18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談到了在"東風壓倒西風"的大好形勢下中國的奮斗目標："中國從政治上、人口上說是個大國，從經濟上說現(xiàn)在還是個小國。他們想努力，他們非常熱心工作，要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大國。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15年后，蘇聯(lián)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15年后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15年后，在我們陣營中間，蘇聯(lián)超過美國，中國超過英國。"（17）12月2日，劉少奇在中國工會八次代表大會上正式宣布了這個目標。于是，"超英趕美"就成為發(fā)動"大躍進"，特別是工業(yè)"大躍進"的一個重要口號。（18）
實際上，毛澤東早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批評反冒進時，便形成了要加快建設速度，并首先在農業(yè)上有所突破的想法。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使用了"大躍進"一詞，毛澤東對此非常欣賞，認為是個發(fā)明，后來還建議向"這個偉大口號"的發(fā)明者頒發(fā)"博士頭銜"。（19）1957年12月30日，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時批注："發(fā)展工業(yè)，加強農業(yè)，我們正在作。公社辦工業(yè)，我們比斯大林膽大。"又談到：解放后搞經濟建設，"只能基本上照抄蘇聯(lián)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1956年春提出"十大關系"時就想，"蘇聯(lián)在1921年產鋼400多萬噸，1940年增加到1800萬噸，20年中增加了1400多萬噸"，"蘇聯(lián)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20）看來，毛澤東不僅早已有躍進的思想，而且從一開始就是以蘇聯(lián)為競賽對象的。
毛澤東曾在私下談過，他與斯大林打了個平手，但與赫魯曉夫還略占上風。這當然不是僅就政治而言的。這次從莫斯科回來，毛澤東感到壓力很大，性情也顯得急噪起來。畢竟，口號是公開喊出去了。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難道比打敗蔣介石的800萬軍隊還困難嗎？我不相信!"（21）
回到北京后，在與尤金的談話中，毛澤東談到了蘇聯(lián)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困難，"問題在于，你們和中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同，沒有先驅者"。毛澤東說，如果在順利的條件下，蘇聯(lián)可用25-30年的時間走完自己40年的路程。（22）這無疑是在暗示，中國的發(fā)展速度將超過蘇聯(lián)。當然，毛澤東在黨內的講話就開放多了。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大講照搬蘇聯(lián)的規(guī)章制度害死人，大談斯大林壓制中國革命，而對未來中國走自己的道路充滿自信。（23）他認為"只要總路線正確，多、快、好、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調動一切力量，早晚一、二年，乃至三、五年完成四十條任務，也不算沒有面子，不算沒有榮譽。有人說我們13年抵蘇聯(lián)的40年，很好，應當如此。我們人多，政治條件不同，我們可以比他們快，有客觀條件。"（24）在為3月22日講話準備的提綱中，毛澤東寫了一句很能代表他此刻心態(tài)的話：他指責黨內那些對"大躍進"持懷疑態(tài)度的人說，"馬克思主義的主流到了東方而不自覺"。（25）
掌握了真理，又懂得發(fā)動群眾，中國的趕超速度自然應當不斷加快。2月3日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向人大五次會議提出1958年鋼產量指標為624.8萬噸時，已經考慮了15年左右趕上英國這一目標。在南寧會議要求加快工業(yè)發(fā)展速度的精神鼓舞下，冶金部長王鶴壽3月20日向毛澤東報告，只要"從我們自己的教條主義學習方法中解放出來"，中國的鋼鐵工業(yè)"苦戰(zhàn)3年超過八大指標（1050-1200萬噸），10年趕上英國，20年或多一點時間趕上美國，是可能的"。毛澤東對此極為重視，在成都會議的講話中三次表揚王鶴壽的報告，在5月29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更稱之為"一首抒情詩"。于是，毛澤東在4月15日宣布："我國的工農業(yè)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是那樣長的時間了。"又解釋說："10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10年可以趕上美國，說'25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15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仍不變。"（26）但這個口號很快就改變了。
在5月5日到23日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發(fā)言說，這次提交大會討論的"二五"計劃指標，是以7年趕上英國、15年趕上美國為目標的。王鶴壽則論證了鋼產量指標的依據(jù)，認為1959年可以達到1200萬噸，5年就可以超過英國，15年趕上美國。毛澤東的情緒立刻上來了，但他的眼光是盯住莫斯科的。他在5月17日發(fā)表講話說：我們不提"干部決定一切"，"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這是斯大林提出的，也不提"蘇維埃加電氣化等于共產主義"的口號，這是列寧提出的�！覀兊目谔柺嵌嘈┛煨┖眯┦⌒遣皇歉呙餍┠�？我看我們的口號是高明些，因為是先生教出來的學生，應當高明些，后來者居上嘛!我看我們的共產主義，可能比蘇聯(lián)提前到來。蘇聯(lián)是20年加半年，把鋼產量從400萬噸搞到1800萬噸。1957年是5100萬噸。我看，我們搞到5100萬噸，不需要這么多時間。我們的老底子是90萬噸(1943年的產量)，到1962年，13年間將搞到3000萬噸，可能是3500萬噸，也許是4000萬噸。從1949年算起，可能只要15年就能搞到5100萬噸；或者從今年算起，只要7年搞到4000萬噸，再加一年，就可能搞到5100萬噸。蘇聯(lián)的方法可以建設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有另一個方法。都是搞社會主義，他們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我們是自上而下又發(fā)動群眾。毛澤東還興奮地說，林彪在延安曾談過，將來中國應比蘇聯(lián)強。那時我還有點不大相信，我想蘇聯(lián)也在進步呀！現(xiàn)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十幾二十年就可以趕上世界上一切國家，還可能超過美國。5月18日毛澤東又在各代表團團長會議上明確講：十大關系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lián)作比較。除了蘇聯(lián)的辦法以外，還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lián)、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同一天，毛澤東在一個批語中正式提出："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或者10年趕上美國"。（27）
一個月后，趕超的速度再次提高。6月21日，毛主席在軍委擴大會議的講話中稱："1962年，我們要達到6000萬噸鋼，接近蘇聯(lián)。至于超過英國，那不要多久，不要什么15年，明年就可以了"。"我們3年基本超過英國，10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28）第二天，毛澤東在薄一波提交的國家經委匯報提要上批示："趕超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這里主要是鋼。只要1959年達到2500萬噸，我們就在鋼的產量上超過英國了。"并將匯報提要改題為《兩年超過英國》。（29）6月2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集軍委擴大會各小組長開座談會，直接提出了在鋼產量上趕超蘇聯(lián)的目標："到1962年，可以達到7500-8000萬噸。趕上英國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趕上蘇聯(lián)，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趕上美國。"（30）
毛澤東需要的不僅是生產力的提高，更要加快改變生產關系。1958年年初，毛澤東就開始構想未來中國的理想藍圖，3-4月間，先后同劉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陳伯達談過"鄉(xiāng)社合一"和公社的問題，并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變大社"的意見。7月1日，陳伯達在北京大學作《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的講演，首次公開了毛澤東對未來中國社會的總體方案："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yè))、農(農業(yè))、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織成為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這個講演隨即便發(fā)表在《紅旗》雜志上。在8月初參觀河南、山東的人民公社時，毛澤東向報社記者說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轉眼間全國就開始公社化了。當時全黨從實踐到理論都這樣認為：只要不斷地改變生產關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斷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產力。（31）公社是"大躍進"的產物，同時又可以進一步推動更大的躍進，一直把中國推向共產主義。
到8月的北戴河會議，已經把人民公社與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問題聯(lián)系起來了。8月29日中共中央通過的《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說："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xiàn)，已經不是什么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32）此后，毛澤東非常認真地思考了這個問題。
11月在鄭州，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等一批中央領導人讀斯大林的《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并對比中蘇的情況，討論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毛澤東提出："什么叫建成社會主義？什么叫過渡到共產主義？要搞個定義。"談到中國的情況時，毛澤東堅定地說："苦戰(zhàn)3年，再搞12年，15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不要發(fā)表，但不搞不好。"對比蘇聯(lián)，毛澤東則認為，從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這種過渡，斯大林是千難萬難的，38年、39年未說明期限。"這還僅僅是第一個過渡。第二個過渡是從按勞取酬到各取所需，毛澤東指出，中國"現(xiàn)在已開始第二個過渡，吃飯不要錢"，蘇聯(lián)只是在吹，"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蘇聯(lián)的集體農莊，不搞工業(yè)，只搞農業(yè)，農業(yè)又廣種薄收，所以過渡不了"。（33）而中國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樣了，"公社是1958年社會經濟發(fā)展的產物，是1958年大躍進的產物。公社是實行兩個過渡的產物。目前的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即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過渡；將來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到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的過渡。是共產主義社會結構的最好的基層單位。"（34）因此，毛澤東斷定中國開辟了走向共產主義的新途徑："如何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如何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斯大林沒有找到適當?shù)男问�，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我們有了人民公社，將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并且將成為我國農村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35）毛澤東還為這種過渡設計了許多條件，他在一份摘錄斯大林論述過渡到共產主義三個基本條件的材料上寫了如下批語：沒有政治掛帥，沒有群眾運動，沒有全黨全民辦工業(yè)、辦農業(yè)、辦文化教育，沒有幾個同時并舉，沒有整風運動和逐步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斗爭，斯大林的三個條件是不易達到的。有了這些，加上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過渡條件的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了。（36）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這些條件在蘇聯(lián)都是不具備的，所以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恐怕中國要搶先一步了。
在這種精神的鼓舞下，甚至提出了具體的時間表。1958年9月，中共徐水縣委會發(fā)表了關于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規(guī)劃草案，以后在國家計委、中央有關部和河北省委的具體領導下，又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調查、研究、修改和充實，于11月提交了規(guī)劃草案的綜合部分，其具體要求是：到1960年基本建成社會主義，從1961年到1963年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37）
總之，到1958年底，毛澤東不僅堅信中共已經找到了向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正確途徑，而且感覺到，通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國將比蘇聯(lián)更快地進入共產主義者的理想社會。不過，此時自視已經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者的毛澤東，表現(xiàn)出一種頗為大度的領袖風范。11月21日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表示，即使中國先到達共產主義社會的大門口，也不進去，而要等待蘇聯(lián)。他意氣風發(fā)地說：過渡到共產主義，"我們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來我們的群眾路線是好辦。""蘇聯(lián)已經搞了41年，再搞12年還沒有過渡，落在我們的后頭，現(xiàn)在已經發(fā)慌了。他們沒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們搶上去，蘇聯(lián)臉上無光，整個全世界無產階級臉上也無光。形勢逼人，我們要逼他先過渡，沒有這種形勢是不行的。你上半年過，我下半年過，你過我也過，最多推遲三年，否則，對世界無產階級不利，對蘇聯(lián)不利，對我們也不利。"（38）毛澤東完全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領導者姿態(tài)講這番話的，同樣的話，如果由別人嘴里說出來則是不可以的。所以，當赫魯曉夫后來提出"對表"（39）時，毛澤東一方面批判說，"共產主義競賽，不平衡是客觀規(guī)律"，"對表論是反馬列主義的"，一方面又嘲笑說，"提出對表論，表示了他們的極大恐慌"。（40）
毛澤東認為中共為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指出了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光明大道，自然希望得到各同盟國，特別是來自莫斯科的認可和支持。果然如此，也就等于承認了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
蘇聯(lián)的態(tài)度：從熱情支持到謹慎反對
在后人的一般印象中，好像蘇聯(lián)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從來就是持反對立場的。其實不然。首先，對于"大躍進"運動，蘇聯(lián)開始熱情支持和贊揚，后來逐漸冷靜下來。其次，對于人民公社，蘇聯(lián)開始表現(xiàn)出極大興趣，接著一直保持沉默。最后，總體上說，蘇聯(lián)下層社會表現(xiàn)比較積極，上層領導則始終保持謹慎態(tài)度。而蘇聯(lián)真正公開表示反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中蘇之間爆發(fā)大論戰(zhàn)以后的事情。
就"大躍進"運動而言，從當時蘇聯(lián)社會層面的反應看，基本上是熱情支持的，報刊上也是一片贊揚聲。同時，對中國宣傳的一些具體經濟指標，很多人持懷疑態(tài)度。
1958年7月26日新華社自莫斯科發(fā)出一篇通訊，綜合報道了蘇聯(lián)社會對中國"大躍進"和總路線的反應，其中有人表示相信并全力支持總路線和工農業(yè)并舉的方針，也有人對具體的目標和任務表示懷疑，如1962年生產5000萬噸鋼，試驗田畝產小麥7000多斤等。（41）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團訪問北京時，表示出對中國經濟建設高速發(fā)展的極大興趣。如建筑工程師阿爾辛切夫說："你們現(xiàn)在建筑速度是驚人的，14天的時間就可建筑一所樓房，而且還是用手工，我們用機器還沒你們快。"少先隊輔導員沙依科說："上海在4年中有70萬人搬進了新的住宅，莫斯科在4年內才有60萬人搬進新的住宅，這說明了中國的速度比我們快。"（42）
從蘇聯(lián)當時的報刊來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擴大會議后，蘇聯(lián)加強了對"大躍進"運動的報道�！墩胬韴蟆窂�8月19日到31日刊登了4篇關于"大躍進"的報道，都是以二欄或三欄標題放在第三或第四版，標題為"人民首創(chuàng)精神的源泉"、"人民的創(chuàng)造力無窮無盡"等。（43）在9月1日到7日又刊登了4篇有關"大躍進"的消息，其中包括關于北戴河會議、小高爐、發(fā)動群眾的報道，以及云南、內蒙古、甘肅等地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地方工業(yè)和文化發(fā)展的情況。（44）蘇聯(lián)軍方的《紅星報》9月4日載文說，"大躍進"這句話表現(xiàn)了中國6億人民今天生活的主要情況。這就是努力在最短的歷史時期內建成社會主義，使國家進入世界先進工業(yè)強國的行列。文章指出，剛剛建國9年，中國人民就提出了趕上英國的口號，這種發(fā)展速度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所難以想像的。中國不要15年，而只要幾年就能夠在鋼鐵生產方面超過英國。文章特別指出，兄弟的中國人民的勞動成就是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歡欣鼓舞的泉源。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大躍進，更加加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這就是中國經濟建設的巨大國際意義。（45）據(jù)新華社統(tǒng)計，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發(fā)出了約50條關于中國工業(yè)、農業(yè)和文化大躍進的消息"。（46）
對"大躍進"運動提出具體意見最多的是那些在中國工作的蘇聯(lián)專家。如針對不顧條件地強行發(fā)展有色金屬工業(yè)的做法，冶金部蘇聯(lián)專家坦率地提出：一、土法煉銅不能到處都搞，應具備必要的條件。要有富礦，或者礦石經過選礦后含銅量能達到5-7％。煉銅爐寧可建少一些，但要正規(guī)一些，應有鼓風設備。土法煉銅也要過技術關，風量、風溫、產品規(guī)格都要有規(guī)定。二、建工廠應具備國家批準的銅礦儲量。貴州鋁業(yè)公司設計能力為年產鋁氧28萬噸，像這樣一個大型企業(yè)到現(xiàn)在還沒有國家批準的比較確切的礦石儲量，建設起來是很危險的。還有的企業(yè)，甚至只有幾張地質勘探的剖面圖就開始設計，也是很不合理的。三、基建工程到處開工，不分輕重緩急，人力物力使用分散，結果必然是哪一個也建不成。如云南省東川銅礦一下子要建設9個選礦廠和12個礦山，顯然是力不從心的。（47）蘇駐華大使館參贊、經濟總顧問符明參觀上海電纜廠時也提出：有很多新建的工廠布局和配置不合理，建議今后一定要先搞設計，先在平面圖上進行研究，考慮成熟后再施工；工資制很復雜，應該按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在現(xiàn)有基礎上進行調整，有些工廠計件工資是可以促進生產的。（48）
筆者在俄國檔案中發(fā)現(xiàn)了一份文件，比較全面地代表了蘇聯(lián)官方當時對"大躍進"的評價。1958年7月26日蘇聯(lián)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安東諾夫向國內送回一份長篇報告，在這個分發(fā)給蘇共中央主席團全體委員和候補委員的絕密文件中，作者詳細介紹了中國1958年上半年經濟、政治、外交的狀況。報告首先肯定了中國經濟建設所取得的成績，認為，"1958年第二季度中國經濟形勢的特點是：工業(yè)和農業(yè)領域急劇發(fā)展的持續(xù)增長，廣泛地進行加快國家技術和文化事業(yè)發(fā)展的運動（技術和文化革命）"。"根據(jù)初步資料統(tǒng)計，1958年上半年中國工業(yè)部門總產量與1957年的同期相比增長了34.1%"。接著，報告分析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經濟和文化建設中取得的一切新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一年在經濟領域里實現(xiàn)了大規(guī)模的社會主義改造基礎上的。這些成績理所當然地是與中國共產黨在1957年進行的大規(guī)模的政治工作聯(lián)系在一起的，首先，黨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階層中的反社會主義當權派進行了斗爭，與富裕中農中的資本主義傾向、農村中原來的地主和富農分子的破壞活動進行了斗爭。這些經濟文化成就還與黨在開展整風和對全體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工作中取得的成績密切相連。"報告對中共的國內政策持完全贊同的意見："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急劇增長的最重要的前提條件，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政策，這個政策在黨研究制定和實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總路線過程中得到了反映。"報告中還特別提到，"在研究制定總路線時，中國朋友根據(jù)自己國家的特殊條件，非常認真地借鑒了蘇聯(lián)的經驗"。盡管報告人認為，對于中國提出的大量經濟發(fā)展指數(shù)"不能被看成是有充分的經濟依據(jù)的"，但仍強調，"這些設想應該被看作是那種熱情的反映，即在為實現(xiàn)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總路線而斗爭的過程中，充滿著整個國家的那種熱情。它們的重要意義可歸結為：有助于更加廣泛地挖掘繼續(xù)提高經濟發(fā)展速度的一切潛力。"報告在結論中不僅肯定，"中國共產黨執(zhí)行了一條以最高的速度發(fā)展經濟、加強對農業(yè)發(fā)展的關注、提高地方的作用并發(fā)揮人民群眾在經濟建設中的主動精神的路線，從而獲得了這樣巨大的經濟成績"，而且預言，中國將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實現(xiàn)在鋼鐵產量方面15年超過英國的目標，至于其他一些指標，"在最近2-3年內就能實現(xiàn)"。在講到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時，報告評論說，"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歷史意義在于，它總結了黨在最近幾年中的工作，譴責了右傾動搖分子，明確地表述并深刻地論證了黨的總路線。黨的總路線擬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最高速度，這樣的速度可以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短暫的歷史時期內，進入世界先進的、工業(yè)化國家的行列。"報告人充分肯定了人民群眾在技術革命、文化革命和農業(yè)生產中的極大熱情和干勁，認為"圍繞總路線在居民中的鼓動工作，其范圍異常的廣泛，總路線的主要思想已經逐字逐句地深入到國內每個人的心中。會議決議已經成為國內經濟繼續(xù)快速增長的巨大推動力，并在黨內和人民中激發(fā)出巨大的創(chuàng)造熱情和主動精神"。（49）
不久以后，在另一個報告中，大使館對一些在華工作的蘇聯(lián)專家不注意研究"中國的成功經驗和成果"的現(xiàn)象提出了指責。1959年1月27日，安東諾夫又向國內報告說："有一些蘇聯(lián)專家和科技工作者對中國的成功經驗缺乏應有的興趣，不去分析中國在大躍進過程中國民經濟各個領域出現(xiàn)的成果，而把自己封閉在舊知識和陳舊觀念的狹小圈子里。國家對外經濟聯(lián)絡委員會駐中國代表處對來華蘇聯(lián)專家的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也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50）
對于中國的"大躍進"，蘇聯(lián)領導人總體上是持贊成態(tài)度的，盡管沒有過多的吹捧。在1958年夏天赫魯曉夫訪華期間，兩國領導人曾談起了"超英趕美"的話題。赫魯曉夫聲稱："10-15年以后，我們可以在一系列產品方面趕上美國的水平"。談到中國的情況時，他稱贊說："中國同志提出的計劃，連我們這些見過世面的俄國人也不能不感到驚訝。雖然我們不懂你們的方塊字，但如果你們能夠完成這個計劃的話--對于你們能夠完成計劃，我們是絲毫也不懷疑的--這對你們亞洲的鄰國將是一個很大的震動。"（51）或許赫魯曉夫有些言不由衷，但至少還沒有對"大躍進"說三道四。
甚至在一年后中國人的狂熱已經受到挫折時，蘇聯(lián)人對中國人民的建設熱情仍然表示欽佩。1959年6月13日蘇聯(lián)部長會議副主席扎夏迪科等參觀上鋼三廠，對該廠只用5個月就建成軋鋼車間大加贊揚，并稱贊工人干勁大。他說：這樣一個車間，在蘇聯(lián)1年建成已經算是快的，但你們只用了5個月。扎夏迪科的助理特卡欽科說：應該派蘇聯(lián)建筑工人來學習。第二天參觀上海機床廠，扎夏迪科又對該廠改進蘇聯(lián)圖紙后生產的齒輪磨評價很高，說是達到了世界水平。（52）9月13日，蘇中友好協(xié)會理事會副主席杜伯洛維娜在一次慶祝國慶節(jié)的晚會上說，1958年中國人民取得了歷史上空前的成就，這一成就應歸功于中國人民實現(xiàn)的大躍進，全體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和中國共產黨所制定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53）
由此可見，至少到1959年夏天，除了對一些具體的生產指標和產量數(shù)字表示懷疑外，蘇聯(lián)社會從上到下都是支持和肯定中國的"大躍進"運動的，特別是對廣大勞動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和干勁大加贊揚。
不少研究者都認為，由于反對中國"大躍進"的做法，蘇聯(lián)拒絕向中國提供他們急需的技術和經濟援助。（54）這種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至少是存在某種誤解。
據(jù)新華社記者當時從莫斯科的報道，"大躍進"初起時，蘇聯(lián)幾乎所有經濟區(qū)都有為中國生產訂貨的任務（其中有86個經濟區(qū)承擔的任務特別多），全蘇聯(lián)為中國制造訂貨的有數(shù)以千計的工業(yè)企業(yè)，幫助中國進行設計工作的有上百的設計機關。"他們?yōu)橹г袊拇筌S進、及時供應機器設備，采取了許多措施。在為中國制造設備的工廠和車間里，常常可以看到'提前為人民中國完成訂貨'的鼓動標語。工廠行政和黨組織也把檢查運往中國的機器設備的生產情況作為檢查整個生產情況的一項內容。對于中國的另外一些重要建設，如包頭鋼鐵聯(lián)合企業(yè)、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豐滿水電站、北京熱電站等，蘇聯(lián)有關的企業(yè)也準備提前完成訂貨。"（55）實際上，蘇聯(lián)在"大躍進"期間同意增加援建的項目，并不少于"一五計劃"期間已經投產的項目。1959年4月21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屆一次會議上報告說，在"一五計劃"中蘇聯(lián)援建的項目，在執(zhí)行的過程中，由于若干項目合并建設，總數(shù)改變?yōu)?66個。這些項目，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產的有113個。從1959年開始，除了已經簽定協(xié)議的項目外，根據(jù)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中蘇兩國政府先后簽訂的兩次協(xié)議，蘇聯(lián)還將幫助中國進行125個企業(yè)的建設。（56）
至于蘇方有時不愿增加定貨或推遲交貨，確有許多技術原因，而非出于政治的考慮。對外貿易部副部長李強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書面發(fā)言，真實地反映了中國經常隨意改變項目計劃和合同而給蘇方造成的困難。李強說："過去二、三年內我們國家曾經有過躍進、下馬和現(xiàn)在的大躍進，我們的躍進、下馬都波及了蘇聯(lián)和東歐各兄弟國家，要求他們也跟隨著我們躍進、下馬。例如，1955年冬季，為了提前完成建設和新的建廠要求，先后向蘇聯(lián)提了兩個備忘錄，之后，在1956年4月7日中蘇兩國政府在北京簽訂了55個項目的新協(xié)定，1956年5月31日蘇聯(lián)提出了備忘錄，同意滿足我國部分企業(yè)的設計和設備提前交付的要求。后因下馬，有若干項目堅決要撤消、推遲或縮小規(guī)模，到了1957年12月14日才簽訂了新的議定書，其中規(guī)定：蘇聯(lián)援助我國的全部項目211個，撤消45個，推遲98個，即占全部項目的2/3強，蘇聯(lián)同志在簽字時說：'希望墨水干了以后再變動吧!'不出所料，簽字后第三天國內就發(fā)電報要求變動。在同一時間，東歐各兄弟國家?guī)椭覈ㄔO的150個項目中，我們一次就撤消了8項�，F(xiàn)在我們正在大躍進，有些部門又直接要求蘇聯(lián)和東歐各兄弟國家跟著我們躍進；過去已撤消的現(xiàn)在又要求重新訂貨；原來確定推遲的，現(xiàn)在又要求提前一年到二年交貨。"（57）因此，一些蘇方經濟部門拒絕中方的要求，是有正常理由的。照此看來，有些學者提出的下列情況也是真實的：中國當時建設速度如此之快，以至蘇方有時無法按時實現(xiàn)中國的全部愿望和要求。（58）
至于蘇聯(lián)對人民公社的態(tài)度，從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蘇聯(lián)社會當時的反應主要是對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雖然也支持中國人民的創(chuàng)造性，但更多的是希望增加對公社具體內容的了解。關于北戴河會議提出人民公社的問題見諸報刊后，1958年8月22日，蘇聯(lián)駐華使館立即向國內建議，"組織蘇中之間交換雙方在農村進一步發(fā)展社會主義制度的報道和看法"。（59）據(jù)北京團市委報告，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團代表們于9月訪問北京時，就對人民公社問題甚感興趣。（60）蘇中友協(xié)積極份子專業(yè)旅行組參觀上海郊區(qū)塘灣公社后，也提出了涉及從生活到生產的許多問題，如公社是否辦學校，是否有集市貿易，每個農民有多少自留地，公社管理委員會是如何產生的，公社干部是否脫產，公社有無自己的報紙，等等。（61）
1958年9月20日新華社報道，中國建立人民公社的措施在蘇聯(lián)干部和群眾中引起了極大的興趣和注意。蘇聯(lián)科學院中國問題研究所曾專門就人民公社進行了討論，非�？隙ㄈ嗣窆绲膬�(yōu)越性。有人甚至認為，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超過了集體農莊。由于蘇聯(lián)報紙對人民公社的介紹還不多，所以很多人都詢問人民公社是什么樣的組織。《真理報》11日刊登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全文后，許多蘇聯(lián)讀者希望更多地介紹中國人民公社的具體情況。有人問，人民公社是否就是共產主義，人民公社是否比集體農莊優(yōu)越等問題。（62）
蘇聯(lián)民航總局駐北京辦事處主任諾索夫于1958年11月19日奉調回國。在臨行前到上海、杭州、廣州、武漢等地參觀期間，他對陪同前往的專家工作室副主任李樹藩談了一些他個人對人民公社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看法。諾索夫說，1922-1923年蘇聯(lián)曾有過人民公社，公社中農民的生活水平很高，基本上完全實行了供給制，但后來事實證明公社的形式搞得過早了。目前蘇聯(lián)的同志認為，在社會生產還未達到可以實行"各取所需"的時候，應該實行"按勞取酬"的制度。"按勞取酬"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比較合理的分配方式。他承認對中國的情況不熟悉，但相信，中國在黨的領導下，在人民積極擁護的基礎上提出實行人民公社制，當然是正確的。不過諾索夫也指出，在蘇聯(lián)目前的情況下，搞公社還太早，向共產主義過渡還要創(chuàng)造許多條件。他強調只有在物質非常豐富，可以滿足人民需要情況下，才能改變"按勞取酬"的制度。（63）《真理報》駐華記者杜慕嘉1958年11-12月在廣西采訪時，也對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機構設置、分配原則等提出了許多問題。（64）蘇聯(lián)駐哈爾濱總領事館的兩位副領事柯華列和董卡諾夫對公社化問題議論很多，也有一些疑問。如實行供給制是不是男女都穿一樣的衣服？生活集體化以后是不是取消家庭？（65）1959年6月蘇聯(lián)部長會議副主席扎夏迪科訪問上海郊區(qū)馬橋人民公社的情形也表明，很多蘇聯(lián)人都急于了解人民公社究竟是怎樣組織生產和生活的。（66）
或許就是因為對人民公社缺乏具體的了解，蘇聯(lián)報刊最初很少報道這方面的情況，這引起了蘇共中央同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聯(lián)絡部的注意。1958年9月6日，副部長尤里·安德羅波夫專門就中國正在開展的人民公社運動給蘇共中央寫了報告。安德羅波夫首先報告說，"在中國報刊上"，把建立人民公社運動"看作是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新階段"，而"人民公社則被視為中國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佳形式"。報告特別指出，雖然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規(guī)模已經很大，但中國報刊強調，不應急于"把所有地方的集體所有制都變成全民所有制"，運動本身"也不意味著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已經完成"。講到蘇聯(lián)應對人民公社問題作何反應時，報告強調："中共非常重視人民公社這個組織。從今年8月(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以及中國報刊上登載的大量材料中，便可以看出這一點。為了給這個群眾運動奠定理論基礎，北京出版了《論共產主義公社》文集，其中收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論公社的著作。而在最近一個時期，我國報刊上和電臺廣播里幾乎沒有闡述過這個重要問題，這可能引起中國同志們的懷疑。"為此，安德羅波夫提出，"考慮到中共對人民公社非常重視，我們應該從中蘇友好的精神出發(fā)，首先利用中國各方面的材料和提法，在我們的報刊上介紹這個問題。"但是，鑒于"中國報刊上一些關于公社的提法，給人造成了這樣一種的印象，似乎在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整個階段，所有國家都有建立公社的經驗"，報告認為，"同時還應該組織深入地、全面地對中國的人民公社問題進行研究"。報告還建議采取三項具體措施：一、"指示中央的報紙，首先是《真理報》、《消息報》，系統(tǒng)闡述中國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首先公布中國報刊上的評論文章和材料。"二、"委托經濟所和中國學所搜集中國報刊上發(fā)表的人民公社的消息和材料，待4-5個月后向中央提交這個問題的材料。"三、鑒于蘇聯(lián)使館8月22日的建議"可能會遭到中國同志的曲解，看成是我們懷疑中共建立人民公社方針的正確性"，因此"最好委托蘇聯(lián)外交部正確指導蘇聯(lián)駐中國大使館在這個問題上的行動，委托大使館研究人民公社化運動，同時應對中國朋友們掌握這樣一種分寸，不讓他們產生我們特別關心這一問題的錯覺"。（67）
然而，對于人民公社的報道并沒有增加。1958年10月，塔斯社專門報道農業(yè)的消息有兩條，但沒有報道人民公社的情況。（68）《內部參考》多次借西方報刊的報道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蘇聯(lián)官方的報刊對人民公社未做過任何評論，甚至也很少報道。直到1958年底，沒有任何權威的蘇聯(lián)領袖談起過中國的公社。盡管建國9周年國慶紀念活動提供了明顯的機會--那時各地建立人民公社的運動正處在最高潮，但蘇聯(lián)報刊發(fā)表的文章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其中專門談公社問題的只有地位比較低的《文學報》發(fā)表的一篇文章。在莫斯科電臺為了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9周年而廣播的215篇評論中，也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69）在11月6日北京舉行的紀念蘇聯(lián)十月革命節(jié)的招待會上，尤金大使發(fā)表了一篇簡短演說，其中對正在中國大地興起的人民公社運動只字未提。（70）
出現(xiàn)這種情況的關鍵原因，是蘇共中央經過研究認為，中共在人民公社問題上犯了急進盲動的錯誤。而蘇共中央政治局里由安德羅波夫負責的一個研究小組提出了如下兩種非此即彼的抉擇："或者是為了蘇中關系正�；澇扇嗣窆�，但是那樣的話，我們就會欺騙國際工人運動。或者是為了維護真理把人民公社評價為一種'左'傾政策的表現(xiàn)，但是那樣的話，我們就會走上一條加深蘇中兩黨分裂的道路。"研究小組最后一致認為，"為了保持蘇中關系的穩(wěn)定，應當暫時不去注意人民公社問題，就是說，對它既不稱贊，也不批評"。這個意見得到了蘇共中央政治局的贊同，于是在蘇聯(lián)報刊上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發(fā)表有關人民公社的報道和評論文章。（71）
就目前看到的史料，蘇聯(lián)領導人第一次對外談論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11月30日。根據(jù)波蘭的檔案記錄，那一天，赫魯曉夫在與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會談時，表示了對人民公社的反感。赫魯曉夫談到不干涉別國內政問題時舉出了中國人民公社的例子。他說，"中國人現(xiàn)在正在組織公社。在我國這在30年前就曾有過，對這個我們膩了�？墒侵袊寺铮妥屗麄內L試吧。當他們碰得頭破血流時，就會有經驗了。"還說，按照軍事模式組織公社，在蘇聯(lián)也搞過，"這不是一個原則問題，但是在經濟上是不合理的。"說到在中國的土法煉鋼時，赫魯曉夫承認這在中國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不適合蘇聯(lián)。（72）不過，這個內部談話當時并不為人知。
不久以后，西方傳聞，蘇聯(lián)領導人私下發(fā)表了對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據(jù)美國《華盛頓郵報》1958年12月17日刊載的一篇文章，美國參議員漢弗萊12月4日在克里姆林宮同赫魯曉夫進行了8個小時的談話。在談話中，赫魯曉夫一直不愿意談公社問題。只是當漢弗萊請他談談蘇聯(lián)是否打算追隨中國的榜樣時，赫魯曉夫回答說：不，公社制度今天對俄國是不適宜的。他還說，無論如何這個詞是用錯了，不知道為什么中國人選用了這個詞，因為"公社"一詞起源于法國大革命時代，它是一種城市的而不是農村的管理形式。赫魯曉夫接著說，無論如何，中國的制度實際上是反動的（Reactionary）。蘇聯(lián)很久以前就曾嘗試過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而現(xiàn)在蘇聯(lián)采取的是物質刺激的方法。（73）另據(jù)美國報道，蘇聯(lián)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在1959年1月訪美期間，雖然強調蘇聯(lián)和中國在公社問題上沒有分歧，但也同赫魯曉夫一樣說，俄國人在1918年和1919年建立了這樣的公社，不久就發(fā)現(xiàn)如果經濟不發(fā)達，公社是行不通的。還說，除非有一種生產力非常發(fā)達的經濟，否則要執(zhí)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個共產主義原則是不可能的。（74）盡管后來蘇聯(lián)報刊駁斥說，這是漢弗萊在造謠，（75）但誰也無法否認，其后不久赫魯曉夫在公開場合談論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時，是在含沙射影地批評中國的人民公社。1959年1月蘇共召開二十一大，赫魯曉夫做報告時宣布，蘇聯(lián)已進入"全面展開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時期"，并斷言在人均產量上，"大約在1970年就可以超過美國"。與此同時，赫魯曉夫指責說："社會不能不經過社會主義發(fā)展階段就從資本主義跳到共產主義"，"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會突然出現(xiàn)是不正確的"，"平均主義并不意味著向共產主義過渡，而是在破壞共產主義的聲譽"。（76）
既然蘇聯(lián)領導人不想因此破壞中蘇關系，為什么要在這個敏感的時候，（77）對這個敏感的問題表明態(tài)度呢？赫魯曉夫后來在回憶錄中解釋說，在二十一的報告中間接地談到中國的公社問題，是為了給蘇聯(lián)的干部"打預防針"，免得對中國"盲目效仿"，而給蘇聯(lián)的經濟和政治"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赫魯曉夫還提到，因保加利亞共產黨第一書記訪問中國后，保加利亞報紙上開始連篇累牘地發(fā)表有關公社和"大躍進"的文章，并且出現(xiàn)了把集體農莊擴大到令人難以置信的規(guī)模的跡象。這使蘇聯(lián)領導人感到有必要出面制止這種荒謬事情的發(fā)生。（78）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更真實一些。據(jù)當時在蘇共中央負責中國事務的庫利克回憶，那時在莫斯科留傳著這樣的話：在全世界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只有一個理論家、哲學家，這就是毛澤東。而赫魯曉夫只是一個實干家，是一個種玉米的實干家。還有許多人認為，中國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而赫沒有找到這條道路。赫魯曉夫聽了這些話以后非常生氣。（79）
無論如何，半年之后，蘇聯(lián)報刊上第一次公開報道了蘇聯(lián)領導人對人民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21日，《真理報》刊載了赫魯曉夫7月18日在波蘭波茲南省的"波拉夫采"生產合作社群眾大會上的講話。赫魯曉夫的原話是："可以理解，把個體經濟改造為集體經濟，這是個復雜的過程。我們在這條道路上曾碰到過不少困難。在國內戰(zhàn)爭一結束之后，我們當時開始建立的不是農業(yè)勞動組合，而是公社。"赫魯曉夫接著回顧說，"曾有人下了大致是這樣的論斷：'既然我們?yōu)楣伯a主義奮斗，那就讓我們來建立公社'。""看來，當時許多人還不太明白：什么是共產主義和如何建設共產主義。""公社建立了，雖然當時既不具備物質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我是指農民群眾的覺悟。結果是大家都想生活過得好，而在公共事業(yè)上又想少花些勞動。正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赫魯曉夫總結說："許多這樣的公社都沒有什么成績。于是黨走了列寧所指出的道路。它開始把農民組織在合作社中，組織到農業(yè)勞動組合中，在那里人們集體地工作，但是按勞取酬。我們集體農莊逐漸鞏固起來了，現(xiàn)在是蓬勃發(fā)展的社會主義農業(yè)的基礎，是改善農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礎。"（80）
關于赫魯曉夫在波蘭的這個講話，波蘭報紙在發(fā)表時刪去了其中有關公社的一段話，（81）但《真理報》卻予以全文發(fā)表，顯然是莫斯科有意為之。（82）而恰恰是這個講話，激怒了正在廬山上的毛澤東，他決定向赫魯曉夫公開出擊了。
中共的反應：從耐心期盼到憤怒出擊
1958年8月初，毛澤東對來訪的赫魯曉夫說："1949年中國解放我是高興的，但是覺得中國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因為中國很落后，很窮，一窮二白。以后對工商業(yè)的改造、抗美援朝的勝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這次大躍進，我才完全愉快了!"（83）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確實是毛澤東認為值得驕傲的事情。
在1958年12月武昌會議期間，毛澤東看到了一些令他興奮不已的材料：捷克斯洛伐克《紅色權利報》載文說，"大躍進"在中國歷史上"具有真正革命的意義"，"中國巨大的革命發(fā)展不僅對中國人民，而且對于全人類都有著重大的意義。"瑞士勞動黨書記范桑著文說，中國"這種空前干勁的結果"，向人們提出了建設共產主義的"新的時間表"。還有文章寫到，中國發(fā)動廣大群眾參加生產建設，"是一個真正的發(fā)明、一個有革命性質的技術發(fā)現(xiàn)，它將完全改變不發(fā)達國家的前景"。對于這些材料，毛澤東批示："印發(fā)。極好看。請小平即刻處理。"（84）在這種氛圍中，當陪同赫魯曉夫訪華的原駐華蘇聯(lián)總顧問阿爾希波夫對中國是否能實現(xiàn)鋼鐵生產指標表示懷疑時，引起中國領導人的普遍憤慨，（85）就不會令人奇怪了。
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毛澤東的驕傲情緒感染了許多人。據(jù)國務院外事辦公室1959年2月3日整理的材料，在中共干部當中，有如下說法："以蘇聯(lián)為首的提法應改為以蘇中為首"，"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已轉移到中國"，"以蘇聯(lián)為首只是表現(xiàn)在經濟建設實力上"。有人認為"蘇聯(lián)的七年計劃不夠躍進，應該給蘇聯(lián)提意見催他們前進"，甚至還有人說"我們中央的負責同志放到哪個國家都能當主席"。（86）針對這些問題，中共中央下發(fā)了關于糾正驕傲現(xiàn)象的指示。毛澤東在指示中加寫到："以上材料中，有一些也未核對清楚，可能有說得過分之處。不管怎么樣，暴露了這些錯誤，可以引以為戒，使壞事變成好事�？偠灾�1958年，我們的成績是偉大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分不清這個主次，就會犯錯誤。但既然是缺點錯誤，而且涉及對外，性質嚴重，就一定要改正，而且越快越好。"（87）看起來，批評驕傲自滿，毛澤東并不情愿。對于赫魯曉夫在二十一大報告中的暗中指責，毛澤東看在眼里，記在心上，因為考慮到中蘇之間的分歧在當時還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暫不理會，看看以后再說。我們之間是有分歧的，但現(xiàn)在不要說。"（88） 結果，毛澤東等來的不是人們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經濟形勢的逆轉和各級干部普遍的檢討。
對于1958年形勢的評價，毛澤東在1959年4月15日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亂子是出了一些。但去年的大躍進，偉大勝利，也是真的"。"去年比前年不同，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情況不同，確有大躍進。一切浮夸現(xiàn)象是要破除，不要搞那些浮夸，要搞老實的。但是，除掉那些浮夸現(xiàn)象以外，里頭有一個真實的東西，就是確有大增產"。（89）不過，中共其他領導人則更注意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缺點和錯誤。
1959年1月2日薄一波在接見越南經濟代表團的談話中就提到，中國在建設過程中也有不少的錯誤和缺點。（90）1959年6月8日，在與駐華社會主義國家大使們會談時，外交部長陳毅承認，在追求高速度的建設過程中，破壞了各個經濟部門的計劃性和按比例發(fā)展的原則。6月17日，周恩來會見扎夏迪科時承認：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指標定得高了，因為制定計劃時沒考慮客觀條件和國家的現(xiàn)實能力；到1958年底，國家經濟發(fā)展已出現(xiàn)嚴重困難，一些國民經濟部門之間已出現(xiàn)比例失調。周恩來說：繼續(xù)采用大煉鋼鐵式的群眾運動方式來發(fā)展工業(yè)是不行的。現(xiàn)在"已經完全清楚，小型傳統(tǒng)礦井和冶煉爐是不可能成為現(xiàn)代冶金工業(yè)發(fā)展的基礎的"。周恩來請求向赫魯曉夫和米高揚轉達：他是不對的，他過于相信了自己的下屬，請原諒他以前的夸口。他還保證說，今后將會更加深刻地進行自我批評。周恩來還說："開始大躍進運動之后，我們曾經請求蘇聯(lián)擴大設備供應，并請求盡快提供這些設備。但是，當設備運來之后，才發(fā)現(xiàn)我們無法安裝它們，因為我們沒有相應的配套設備，因此，這些運來的設備只好堆放在那里。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我們思想比較混亂，不能將力量集中在一些最重要的建設項目上。我們當然應該為此而道歉。"（91）6月26日，周恩來接見蘇聯(lián)專家時，盡管強調"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成績是偉大的"，但同時也承認"大躍進"在速度、平衡和質量三個方面存在著缺點和錯誤。（92）
顯然，中共黨內對于1958年的形勢是有兩種不同的估計和評價的，廬山會議實際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這就難怪彭德懷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馬蜂窩--毛澤東決心反擊那些對他的共產主義試驗杰作評頭品足的人。然而，毛澤東剛剛在7月16日向會議印發(fā)了彭德懷的意見書，怒氣未消，7月19日便連續(xù)看到兩份關于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材料。一份是中宣部6月20日編印的《否定和懷疑1958年大躍進的若干論點》一文，文章介紹了天津市部分黨員的看法，主要是認為全民煉鋼"得不償失"，"勞民傷財"，只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人民公社"走得太快"，"帶來了副作用"等。另一份材料是中國駐蘇大使館7月2日給外交部并中共中央的報告。報告說，最近在蘇聯(lián)部分干部中，相當普遍地流傳著有關中國當前某些困難情況的說法，對成績避而不談，專講毛病，其結論是中國黨犯了錯誤。報告建議由中共中央和外交部對外作出說明和解釋。毛澤東沒有答復，只是批示將這兩個材料印發(fā)會議各代表。（93）7月27日，毛澤東又不動聲色地批準印發(fā)了一個材料，材料上說，中共江西省委黨校5月份以來展開討論，有近半數(shù)的學員認為："人民公社沒有優(yōu)越性"，是"人為的產物"、"早產兒"，中央關于人民公社的決議是"心血來潮"，"'左'傾思想的復活"，公共食堂"害多利少"等等。（94）又過了一天，當秘書胡喬木送來赫魯曉夫在波蘭關于人民公社問題的講話后，毛澤東再也無法按捺心中的怒火了。所送材料中轉引的《紐約時報》的評論很可能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赫魯曉夫先生這番話所引起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關于公社是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的爭論是否--像許多專家所認為的那樣--已經結束，而赫魯曉夫先生只是在回顧過去。另一種看法是，意見分歧仍然存在，赫魯曉夫先生是在表明他的立場。這次對農民的講話顯然并不是打算作為一篇重要演說的，但是它今天在報紙上的出現(xiàn)顯然是得到了這位蘇聯(lián)領袖批準的。"（95）蘇聯(lián)領導人竟然也加入了這場爭論，而且是站在黨內右傾分子一邊，這是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7月29日，毛澤東批示：將有關材料印發(fā)會議代表，"請同志們研究一下，看蘇聯(lián)曾經垮臺的公社和我們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個東西；看我們的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臺；如果要垮臺的話，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話，又是因為什么。不合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為地維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請同志們看一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近來攻擊人民公社的人們就是抬出馬克思這一個科學原則當作法寶，祭起來打我們，你們難道不害怕這個法寶嗎？"批示發(fā)出后，毛澤東意猶未盡，8月1日又將上述文件批給中聯(lián)部部長王稼祥："我寫了幾句話，其意是駁赫魯曉夫的。將來我擬寫文宣傳人民公社的優(yōu)越性。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于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zhàn)，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96）看來，毛澤東此時不僅把彭德懷與赫魯曉夫掛起鉤來，而且已經決心向赫魯曉夫發(fā)起進攻，從而將中蘇之間的分歧公布于眾了。
8月15日和16日，毛澤東已經把廬山上爭論的問題上升到階級斗爭的高度。（97）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決議更指出，"國內外的敵對勢力一開始就惡毒地攻擊我們黨的總路線，攻擊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最近時期，他們利用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某些暫時性的、局部性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點，加緊了他們的攻擊。我們黨內的一些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特別是一些具有政治綱領、政治野心的分子，竟然在這樣的重大時機，配合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活動，打著所謂'反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旗號，發(fā)動了對于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覂A機會主義分子的攻擊的矛頭，是針對著黨中央和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針對著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yè)。因此，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保衛(wèi)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zhàn)斗任務。"（98）
但是在毛澤東看來，僅僅反擊黨內右傾分子是不夠的，要把中國的經驗傳播到世界，就必須批駁莫斯科的謬論。8月19日，毛澤東致信幾位秀才，要求他們下到各省去認真準備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說："為了駁斥國內外敵人和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對"人民公社的攻擊、誣蔑和懷疑"，"必須向一切人作戰(zhàn)"，其目的是"破蘇聯(lián)同志們中的許多反對派和懷疑派"。（99）9月4日，毛澤東接連致信胡喬木和吳冷西，考慮10月份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赫魯曉夫關于公社問題的講話，以"使他越處于被動，使全國人民知道赫魯曉夫是反公社的"，還指示以通訊方式發(fā)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報紙贊揚和宣傳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情況，"以壯士氣，可以將蘇聯(lián)某些人的軍"。（100）
此時莫斯科也沒有閑著，9月6日外交部、中聯(lián)部送來了蘇聯(lián)經濟學碩士格洛托夫所寫的《論集體農莊所有制的發(fā)展前途》一文。毛澤東看后批示："此人根本不研究馬、恩、列思想，并且連斯大林公社必定是集體農莊的高級形式這一觀點也否定�？傊�，作者認為公社無論何時都是有害無益的。"（101）這種情況顯然更刺激了毛澤東的戰(zhàn)斗情緒。9月12日劉少奇送來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給《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志寫的一篇文章《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劉少奇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許多暗刺的，是批駁外國同志的，是否適當？請您核定!"這里的"外國同志"當然主要是指蘇共領導人。毛澤東大悅，批示："看過，很好。"又說："可以這樣寫，不寫反而不好。"10月1日《人民日報》和《紅旗》第19期轉載了這篇文章。（102）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赫魯曉夫第三次來華訪問，雙方領導人會談時發(fā)生了嚴重爭吵。蘇聯(lián)人感到，對中共根本不能進行任何批評。赫魯曉夫氣憤地說："我們有多么美妙的局面：一方面，你們使用'以蘇聯(lián)為首'的套話，另一方面，你們不讓我們說一句話。我們談論的是什么樣的平等？"盡管爭論主要是圍繞對外政策進行的，但毛澤東頭腦中考慮的還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問題，以至10月4日在東郊機場為赫魯曉夫送行時，毛澤東仍然大講特講"大躍進"取得了怎樣的成績，人民群眾如何創(chuàng)造了"人民公社"，與蘇聯(lián)歷史上的公社相比，中國的人民公社有哪些優(yōu)越性等等。（103）
在毛澤東看來，此時的蘇聯(lián)仍然是朋友，"中蘇根本利益，決定這兩個大國總是要團結的。某些不團結，只是暫時的現(xiàn)象，仍然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系。" （104）所以，赫魯曉夫回國后，毛澤東立即接見了蘇聯(lián)代辦安東諾夫，并向他說明，"既使我們之間存在著分歧，也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局部的，暫時的。""事實上，在所有重要的和基本的問題上我們之間始終是一致的。"（105）但是，毛澤東又認為，"赫魯曉夫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他不懂中國達于極點，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確的情報，信口開河。他如果不改正，幾年后他將完全破產(八年之后)。"而能夠糾正這些錯誤的，只有中國共產黨，因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大發(fā)展在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106）
此時的赫魯曉夫與毛澤東有著同樣的心態(tài)。一方面，11月11日蘇聯(lián)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對周恩來說，他接到國內指示，讓他通知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蘇中兩黨之間對重大問題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沒有任何原則性的分歧。至于一些個別問題，經過雙方討論和充分交換意見，也不存在了。因而，蘇共主席團決定，把上次在北京舉行的會談記錄燒毀。（107）另一方面，12月18日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蘇斯洛夫就蘇聯(lián)黨政代表團之行給蘇共中央主席團寫了一個報告，對中蘇分歧的狀況做了充分的說明以后，報告指出，"問題的實質在于，中共領導近來出現(xiàn)了對自己的成績和能力估計過高，夸大中國社會主義關系成熟程度的傾向"，尤其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之后，中國被目前取得的成績"沖昏了頭腦"，"表現(xiàn)出驕傲和自大"。報告認為，"上述中共在內外政策方面的錯誤和缺點是由于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狀況造成的。形式上中共中央內部遵守集體領導的原則，但實際上最重要的決定是由個人做出的，因此不少是主觀主義的，在不少情況下根本是沒有經過慎重考慮的。"報告最后強調，"我們同中國共產黨人的友誼，同中國人民的友誼，不僅對我們兩黨兩國來說重要，它對于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對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說也是必需的。為了這一崇高的目的，我們必須做出一切努力，在堅持我們原則的條件下克服我們相互關系中出現(xiàn)的困難。"（108）
兄弟兩個誰都不愿分家，可誰都要在這個家做主，那么就看誰的主張更符合這個家庭所崇尚的理念，并且得到家庭其他成員的認可了。所以說，中蘇之間一場是非之爭的論戰(zhàn)遲早是要到來的。自1959年10月的爭吵以后，中蘇雙方都開始宣傳各自方針、政策在理論上的正確性。在蘇聯(lián)出版的《蘇中友好》雜志上開始轉載《真理報》、《消息報》和蘇聯(lián)其他報紙上的一些社論和文章，而其中闡述的觀點明顯地是與中共立場相矛盾的。中國也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1960年2月初赫魯曉夫在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上的言論及其隨后對印度的訪問，使中共領導人認為：赫魯曉夫正在追求與西方達成妥協(xié)，并將以反對中國來討好西方。因此中共中央決定認真對待這個問題，對赫魯曉夫的反華也要準備必要的反擊。（109）問題只是爆發(fā)這場論戰(zhàn)的導火索將如何點燃。
如前所述，導致毛澤東決心向莫斯科公開宣戰(zhàn)的原因，是蘇聯(lián)領導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懷疑、蔑視和批評，但毛澤東放出的第一炮卻集中在一些純粹的理論問題上。1960年4月，為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中共中央組織發(fā)表了三篇文章，即《紅旗》雜志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沿著偉大的列寧的道路前進》和中宣部長陸定一在紀念大會上的報告《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這三篇文章系統(tǒng)闡述了中共中央對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社會主義革命、戰(zhàn)爭與和平、帝國主義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評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實際矛頭直指蘇共中央。（110）5月下旬，毛澤東又分別與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和丹麥共產黨主席耶斯佩森談話，正式表明中共不贊成和平共處、和平過渡，指責蘇聯(lián)和東歐各黨放棄了階級觀點，甚至點名批評赫魯曉夫，批評"戴維營精神"，還表示"將來要算算帳"。（111）緊接著，中共領導人又在世界工聯(lián)會議期間公開提出并宣傳，在一些基本理論觀點上與蘇共有重大分歧。（112）
為什么毛澤東沒有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個中共自認為是發(fā)展了馬列主義并為社會主義陣營作出榜樣的問題上向莫斯科發(fā)動進攻呢？這大概是出于策略的考慮。在1959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就中蘇關系問題講話時指出：我們在處理中蘇關系問題時，要嚴肅、慎重地對待，一定要有原則上的堅定性和策略上的靈活性。（113）首先，中共不宜在受到蘇共指責的問題上展開論戰(zhàn)，因為那將是一次為自己辯解的防御戰(zhàn)而不是進攻戰(zhàn)。其次，無論人民公社還是"大躍進"，都是蘇聯(lián)曾經嘗試過的做法，（114）在這方面挑起爭論，中國沒有優(yōu)勢。最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畢竟還沒有在中國大地上取得成功，更沒有得到社會主義陣營大多數(shù)同盟國的認可。但是，一方面，毛澤東需要社會主義陣營，更需要領導這個陣營，而沒有蘇聯(lián)，也就無從談起社會主義陣營。另一方面，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須旗幟鮮明，因為只有掌握著馬克思主義真理的人才有資格領導社會主義陣營。所以，毛澤東決定在關于革命與戰(zhàn)爭這些理論問題上與蘇共論戰(zhàn)，并堅信可以說服之，或者戰(zhàn)勝之。
毛澤東心中的目標是要為世界社會主義各國樹立一面趕超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旗子，是要中國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表率和榜樣。然而，在莫斯科看來，北京發(fā)動的這次理論攻勢是向蘇共領導并得到中共承認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挑戰(zhàn)。蘇共中央書記科茲洛夫事后報告說："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錯誤我們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和形式屬中國內政，所以我們做得很有分寸，有禮貌，認為不能在我們的報刊上公開批評這些錯誤。我們過去和現(xiàn)在都認為這些問題是中共內部的事，我們不打算干預它的國內政策。中共領導人實際是想讓我們在自己的報刊上宣揚他們的錯誤觀點，以便把他們未經生活檢驗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和形式強加給其他國家。我們當然沒有這樣做，因為我們知道，轉載類似的材料會造成混亂，把我們的人民搞胡涂。我們沒有與中國同志在這些問題上展開論戰(zhàn)。但是，當問題涉及到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時，當我們處在中共領導以其觀點公開對抗我們整個運動的事實面前時，蘇共中央認為必須就這些問題同各兄弟黨交換意見。"（115）于是，出現(xiàn)了蘇共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組織圍攻中共代表團的場面。（116）在理論上壓服中共失敗后，赫魯曉夫決定在經濟上繼續(xù)向中共施以顏色，7月16日，蘇聯(lián)政府正式照會中國外交部，限期撤退全部在華工作的蘇聯(lián)專家，從而撕毀了與中國合作的幾乎所有經濟合同。（117）
就這樣，中蘇兩黨的內部分歧演變?yōu)楣_論爭，黨際關系的矛盾演變?yōu)閲谊P系的惡化，中蘇同盟終于走上了破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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