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看《走向共和》以及看了一些關于民國、晚清的文章，很有感觸。中國是個從來沒有停止過折騰的國家，總是在繞彎子了想圖省便，吝嗇抗爭，結果比任何一個開明國家走的更曲折、流了更多血。一個民族經(jīng)此曲折，至今依然矛盾重重，很難相信中國人總在表揚自己的有智慧。一些感觸散亂記下，供學史的人一笑。
一、慢一拍
以前人家說中國和日本一樣維新，結果甲午一戰(zhàn)，優(yōu)劣立現(xiàn)。我說其實起點是不一樣的，日本經(jīng)過倒幕歸政天皇，舊勢力應該說是經(jīng)過一個大的清洗，所以理論上是一個新的政權，所以政治上的包袱是很輕，加上明治天皇勤勉，一國人齊心，少壯派當國。維新的相當成功，而中國的是在舊瓶子里裝新酒，太平天國并沒有改變政治體制、社會格局，某些程度還加強的舊勢力的反撲心態(tài)，雖然受鴉片戰(zhàn)爭及鎮(zhèn)壓國內(nèi)起義催生洋務派的一時風氣。但曾、李、左、張等人老成持國，萬事講究穩(wěn)妥，有個同治中興的成績就頗為自許，并不曉得自己所處的歷史當口是千年未有之變局。世界各國都不同程度在變，這期間，普法戰(zhàn)爭、美國南北戰(zhàn)爭都此起彼伏，某個程度給清朝一個喘息的時間。洋務派以為自己在進步，卻不知道人家進步更快。所以到到中日戰(zhàn)爭一檢驗，中國輸?shù)姆浅８蓛簟?br /> 這里說有個體制問題，這個問題只是假想，體制里的人是想改良，但涉及自身權勢的時候，很難改變，要是太平天國滅亡時候，曾國藩振臂一呼，國家為之一變，政治洗滌一清，也未必后來不是日本人的對手。這個只是假想，曾國藩或知不可為或與民休息或道德文章約束及其他顧慮，卻不知道這個時候開始，中國就慢了一拍，這要命的一拍。
二、文化的判斷
首先我從小就懷疑我們的兩千歷史并非封建主義，從小時接受的政治學分類而言，封建社會只在周朝及以前。秦以后，應該是非常鮮明的帝國主義狀態(tài)，王權至上，以知識分子為社會行政主體并掌握話語權的中間階層，及廣大農(nóng)民為基礎的農(nóng)業(yè)社會，從帝國幅員廣闊的大陸國家形態(tài)而言，有擴張的欲望但并不強烈（這一點與今日之美國多有相似，有領袖欲而少領土欲），更多在一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自大心態(tài)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道家思想中，開疆辟土的現(xiàn)實意義就不過是一種完成統(tǒng)一的王權責任。所以秦、漢、隋、唐、明（即使包括贏弱的宋）在帝國初期無不四處用兵，極力擴張帝國，而擴張目標，卻僅以恢復先朝疆域而已。
中國只有王權，沒有神權。所標榜的帝國核心價值為儒學，接受儒家的方式是學，學則可疑之，疑則少誠，再加上中國的實際思想根源其實是道家。道強調(diào)的是變化。所以中國擅長變與不變的學問，功利心強于道德。對于中國人而言，即使是皇帝替換，只要順乎天道，也無不可。至于天道，那就是個表面文章了。以至堅貞者罕見，變節(jié)者眾。比如五代馮道，在亂世當中的生存學問今天看何嘗不見得沒有道理。
西方國家多有宗教信仰。王權神權并立，接受宗教的方式為信，信極則輕生，可以坦然赴死。所以若干世紀來傳教的熱誠可以夸張到十字軍這個程度。傳教可以說是文化侵略，但價值觀的世界大同也未必不是一個偉大的文化理想。只不過事及當世之人只有切身之痛。
所以這里要說日本是個很奇怪的例子，在文化上，毫無疑問和中國一體，但更要純粹一點。道的思想也未必沒有，但只及花草茶飲。于為人處事，還如儒家一樣強調(diào)狀懷激烈。
從體制上，日本倒是保留封建的狀態(tài)幾乎到幕府結束，只不過幕府時期藩屬大名略為式微一點。另一點，很有意思，政權代表為將軍，神權代表為天皇。這點而言，日本是一個有信仰的國家。信仰使全國的價值觀統(tǒng)一，這也日本順利變革的原因。
甲午戰(zhàn)爭，與中國，可說是變革的失敗，也可說是文化的失敗。
因為此時中國人甚至沒有國家認同，失敗是皇帝的，與百姓何干。
三、民族問題
前面說中國人沒有國家概念，甚至也沒有民族概念，太平天國的號召里就沒有特別強烈的滿漢區(qū)別。曾國藩的鎮(zhèn)壓也就沒有太大的民族情節(jié)，所謂滿人走狗恐怕是中國人日后的好惡方式。
太平天國的目標非�；靵y，但有一點卻前所未有，就是破壞中國文化。這點可說是開壞風氣之先，日后文化大革命不能說沒有太平天國的余毒影響，之前還有五四期間對于中國文化的批判及否定。
太平天國的方式自然不是曾國藩這樣的傳統(tǒng)知識分子可以忍受的。所以說曾國藩與其保皇，更不如說是衛(wèi)道，這是一場知識分子之間的武斗，結果是曾國藩所代表高級或高層知識分子略勝一籌，但可惜這也高級或高層知識分子的最后一場勝利，約100年后，國共之間的斗爭以共黨所代表低層知識分子獲得勝利，勝利的方式很大程度在于對于農(nóng)民的組織。除了彼此之間的天然接近以外，強大的組織能力也非高層知識分子所能掌握的。
民族問題是有了國家認同的后的新問題，孫中山后來把“驅(qū)逐韃虜”改成“民族主義”到后來的“五族共和”可以看出中國人對這一問題的看淡。
中國人有很大的兼容性和適應性，以中國人哲學而言，置之不理往往是最好的解決方式，一旦放到桌面就再無回旋。
今天的民族問題其實也如此。
某些騷亂費那么勁折騰無非換取一個重視。
四、說話方式
世界亂的時候，就是中國人的機會，至今依然，同治中興如此，一戰(zhàn)期間的民國十年也是如此。后面二戰(zhàn)纏斗其中，卻籍此擺脫半殖民地命運，接著冷戰(zhàn)中于美蘇之間長袖善舞連橫合縱，到現(xiàn)在金融危機中國的世界救世主表現(xiàn)。但可惜的是，每一次，機遇都把握的不夠。
清朝想憲政的時候，漢人已經(jīng)不答應了，所以武昌起義，袁世凱當國的時候，孫中山偏要與他斗，當然這個問題說來復雜，其實無關是非，卻開啟一個流血的說話方式的時代，此后中國人有革命勇氣，卻無協(xié)商改良的耐心和涵養(yǎng)，血流干，結果現(xiàn)在還有人懷念民國，說起碼那當時氛圍還是寬松，政治家還是開明的。經(jīng)過一個輪回，國人開始意識自己是不是走復雜了，這個圈非但沒有把自己走出光明，甚至還沒有把自己走回去。體制的問題顯而易見，一個大規(guī)模的彼此不信任情緒正在擴散。原來說歷史是最好的教員，但顯然中國人從來沒有在歷史當中學到過什么。兩千年王朝更迭變無可變，馬未都言中國人的封建體制2000年未在制度上破產(chǎn)。這個東西給中國人帶來的是文化上自信心，所以迷戀傳統(tǒng)，即使而今傳統(tǒng)不復，還要舉著恢復的大旗給社會主義注入中國特色。
清帝遜位袁世凱當國其實是中國一個很好開始，但也許就是來的太容易了，也就不會珍惜不去思考，今天楊度和梁啟超的體制探討還是意義的。他們其實都看到欲速則不達這個道理，都想到以某個方式去防范問題�？沙掷m(xù)和穩(wěn)定才是中國有所發(fā)展的根本。所以當時開明專制未必不是好事，革命家想一步登天，卻沒有想到鄉(xiāng)間民眾內(nèi)心2000年訓練出來的麻木和漠然。于是革命成了革命家的私欲，專制卻成了一個共同掩飾的持續(xù)事實。
袁世凱是有本事的人，但可惜的是，太有本事了，以至無人可以牽制�？偛荒芸粗�你通殺全局，所以我推翻牌桌，講話的方式變了。
想來真的很可悲，
慈熙不和光緒好好談，成就了戊戌六君子
袁世凱和孫中山不好好談，結果是二次革命卻只成就遍地軍閥。
蔣介石和毛澤東不好好談，結果是三年大規(guī)模的內(nèi)戰(zhàn)以及民主歷程的徹底夭折。
中國始終沒有養(yǎng)成談判并尊重談結果的習慣，也許身懷利器就不懂得克制了。
五、阿Q主義
魯迅總結中國的特色就是阿Q主義。一個善于自我解嘲的民族，一個沒有信仰所以也不抗爭的民族。當然，這也怨不得。歷來成王敗寇，勝利者通殺。無論你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成就只是這個賭局中的勝利一方，與旁觀的百姓幾乎無關。而且翻盤過于頻繁，百姓已無法有無必要表態(tài)。
所以今天去想小時候接受的那些關于農(nóng)民起義的歷史觀簡直就是屁話，陳勝吳廣黃巢李自成洪秀全從來無關階級感情，什么所謂解救勞苦大眾，想的也就是自己做皇帝而已。一個被剝削階級成為剝削階級的奮斗史而已。
所以軍閥時代只是這個濃縮歷史的現(xiàn)實教育，猶如唱戲般你來我往。也造就彼時軍閥的涵養(yǎng)，以及小百姓的自我寬慰。中國百姓沒有學會表達自己的意見，或者說高層一直也沒有在乎過。
曾幾何時，臺灣帶給我們希望，但當百萬紅杉軍也沒有讓陳水扁下臺的那刻，我一度懷疑所謂民主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還有就是群眾的大多數(shù)是不是在正確選擇。是的，陳水扁是進監(jiān)獄了，但這不能不讓人感覺是政權更替后的秋后算帳。
段祺瑞在“三·一八”慘案后學生尸體前長跪不起，而后專意念佛，堅持吃素，這是一個時代最后的內(nèi)疚，當然我們可以理解為惺惺作態(tài)，這以后，惺惺作態(tài)也不復了。我們陷落在拜金主義當中，全民墮落。
六、為什么總是失敗
中國的近現(xiàn)代史充滿了失敗，各種各樣匪夷所思但又理所當然的失敗。不過政治家們總認為處在偉大的不斷勝利當中。我們的勝利往往是對錯誤的糾正，但我們總不反省為什么老是在犯錯誤。我們忽略錯誤，而后夸大勝利，比如比較值得拿出來一說的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14年的斗爭2000萬軍民的死亡大半個國家國土淪喪換來的價值恐怕最多是對日軍的所謂牽制。勝利應該屬于原子彈，當然有我們的功勞，但全部是苦難。
失敗從清朝開始，但把清朝的滅亡和明朝的滅亡放在一起比較還是比較有意思的，不過有一點可以這么說，明的滅亡還是有一定偶然性的，比如北京沒有被李自成打下來（據(jù)說是因為一場瘟疫使守城明軍喪失戰(zhàn)斗力），或者說剛烈的崇幀皇帝逃掉而不自殺，再比如太子可以逃到南京，明帝國準備了終其一代的陪都結果并沒有讓正統(tǒng)的接班人用到，也正是這個所謂正統(tǒng)問題導致了晚明內(nèi)斗的血腥而可恥的18年，不過怎么說接班的清帝國討了一個老大的便宜。
那么清帝國就沒有這么幸運，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開始，到1912年宣統(tǒng)退位，帝國就沒有消停過，而且是 鈍刀子割肉，一點一點把一個內(nèi)政原本非常強勢的大清搞到奄奄一息。外部是兩次鴉片戰(zhàn)爭，接著中法戰(zhàn)爭、甲午戰(zhàn)爭、八國聯(lián)軍，國都被打破兩次，割地賠款不勝舉數(shù)，內(nèi)部是太平天國、義和團、捻亂、疆亂、保路運動、革命黨，政變搞了兩回，前者處置了八大臣，后者搞定了六君子。洋務也搞了，新政也弄了，最后權臣當國，孤兒寡母總算和平退位。如果不是馮玉祥破壞協(xié)議，驅(qū)逐溥儀出宮，也算是不幸中的一個萬幸結局。
清鉆了明末天下大亂的空子，輕松取國，老實說也沒有因此放松警惕。終清一代，應該說皇帝都很勤勉，行政也強勢，為了不蹈元末帝奔回草原的覆轍，也一直上緊滿漢大防這根弦。但結果還不得不依靠漢人維持帝國最后的一息尚存。這形成了一個繞不過去的悖論，一是漢人要驅(qū)滿，一是維持下去還要靠漢人。所以這也成了中國最后不能實行君主立憲的死局。作為精神象征的最高領袖是異族人，而異族人近300年靠的是文字獄加鐵腕而維系的統(tǒng)治，現(xiàn)在君主立憲卻要剝奪這個異族君主的權利，讓清帝象日本天皇一樣萬世一系的搞下去。顯然不現(xiàn)實。上面說才12年馮玉祥就撕毀協(xié)議，不再優(yōu)待遜帝。但我忽然一想，中國歷史上，又何嘗有哪個亡國之君得過優(yōu)待�；蛘�，這就是宿命。
那么彼時的政治體制究竟該如何是好呢？其實明白人很多，楊度是其中一個。宿命的是，他提出來的依然還是君主立憲。
他的《君憲救國論》說：非立憲不足以救中國，非君主不足以成立憲。立憲則有一定法制，君主則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謂定于一也。
他的理由是：共和政治，必須多數(shù)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識，于是以人民為主體，而所謂大總統(tǒng)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業(yè)之機關耳，今日舉甲，明日舉乙，皆無不可，所變者治國之政策耳，無所謂安危治亂問題也。中國程度何能言此？多數(shù)人民，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驟與專制君主相離而入于共和，則以為此后無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梟桀者，則以為人人可為大總統(tǒng)，即我亦應享此權利，選舉不可得，則舉兵以爭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證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遠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無論誰為元首，欲求統(tǒng)一行政，國內(nèi)治安，除用專制，別無他策。
魯迅的一些小說也驗證了楊度的論點，當時的民眾無所謂革命者的理想，他們要的只是處決的革命者一腔熱血去救治疾病。而勢力相當者互不買帳。中國人只服從不合作，至今依然。
對于堅定的君主立憲派楊度來說，排除清帝，當時的狀況就沒有其他皇帝給他做政治實驗。于是他想造一個皇帝出來。于是就有了袁世凱臨終前的“楊度誤我”。
除卻戊戌變法出賣光緒這一節(jié)存疑的歷史暗影以外，洪憲登基以前的袁世凱還是此時最具威望和手腕的領袖人物，可惜與西漢王莽篡位的結局如出一轍，這又是一個悖論，位極人臣卻不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洪憲隨著登基威望和能量隨之煙消灰滅。君主立憲的兩個可能性就此終結。接著各派勢力相爭，到45年國共談判的時候還不能就聯(lián)合政府達成一致（一個障眼法的表面一致是達成了），非要伏尸千里，流血飄杵，爭一雌雄才善罷甘休。想來當年灰心的楊度還是風清云淡的看高一眼做千古之評，挽袁世凱：
共和誤中國，中國誤共和；千載而還，再評此獄。
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原可作，三復斯言。
近百年后看此聯(lián)，唏噓不已。
七、變法棋局
我們處在一個改革的年代，所以對于變法有天然的親近感。我們的歷史教育也是如此，將變法人物一律樹造成英雄——有點悲情的英雄。
但現(xiàn)在我們重新去看歷史，忽然發(fā)現(xiàn)，其實中國歷來的變法，幾乎沒有成功過，除了秦以前諸侯國的變法有了一些作為，比如商鞅。但氣短的是，同樣的是秦法嚴苛，偏居一隅的秦國可籍此統(tǒng)一六國，但秦朝時卻被兩個因懼失期的士兵一呼而天下應并由此滅國。
而且變法人物結局令人唏噓，商鞅車裂，吳起射殺，王安石罷逐，康、梁避國，譚嗣同六君子赴義。所變之法，歷來褒貶不一，甚至貶大于褒。何至于此，我分析有以下四點：
一是欲速則不達，變法之人覺得沉疴累累非雷厲風行不足以橫掃積弊。但不知道積弊也是成年累月一點點形成的，解決起來自然不能一撅而就，治國本如烹調(diào)小鮮需慢火細燉方可火到肉爛。但革新心切之下一但稍受小阻則無所不用其極。事情做過了不但一無所成且誤國害己。
二是眾口難調(diào)，中國幅員廣闊，各地風情民俗各不相同，往往一個政策都經(jīng)各地的長久消化，形成每每不同的行政方式，也有了彼此情況不一程度不一的問題，但革新者研究問題又很難做到采樣完全，視界廣闊。所以治甲地的成功經(jīng)驗并不能完全套用乙地。若因乙地之不適用又做少許改良。結果乙地未必買帳，甲地又感受不足。以單一政策實施全國，必然舉國不安。
三是一相情愿，變法者以為是為天下計，但事前動員不足天下人并不受用，改革執(zhí)行者立功心切，又置若罔聞實施中的不協(xié)調(diào)聲音，結果怨聲載道，好心徹底做成壞事
四是傷筋動本，這點最難做，改革說到底是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必然觸及即得利益者的神經(jīng)。現(xiàn)在我們總是以二元對立的方式看待問題，覺得改革必須要與舊勢力斗爭，且不知做聯(lián)合舊勢力的嘗試。你侵犯別人利益，別人必全力反抗。；力量都消耗在內(nèi)斗當中，一個社會離心背德又何來進步。所以也造就了變法人物的悲情結局，陷入因果報應當中，殊為可惜可憐可恨。
還有一點放不上臺面，但也值得一說，就變法的人人品都不怎么樣，吳起殺妻求將，商鞅被司馬遷說成天資刻薄人，王安石偏持，所用章淳和蔡京之流都是大奸之人，康有為日后的固執(zhí)�；�，偽詔，及改譚嗣同絕命詩以標榜自己。非無大功利心的人不會輕易思變，有功利心則被功利熏心。變法也就常陷入道德及現(xiàn)實皆不接受的地步，舉步維堅最后泥足自封，
這里還要說晚清戊戌變法說到底是書生誤國，且不說所議之法日后在慈熙袁世凱手上多有所成，說明變法其事還是可為但其行則難作為，就說這邀袁世凱所謂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太后住的頤和園這條而言，可見康等極度缺乏政治智慧。即便是成了也必被舊勢力反撲致使中國大動蕩而陷于分裂當中，被環(huán)視四周的列強魚肉。就說袁世凱這人，怕也不是這數(shù)個書生能掌握得了，無非復制東漢董卓故事而已。
最后說我們現(xiàn)在的改革非變法，則不過從一個非正常的年代正�；�而已，所謂撥亂反正。只是如一個久居屋中的人，一日你放他出去走走透透空氣，走的時間久了見的東西多了，就必然有在屋中不曾有的想法。此所謂人之常情，至于有沒有大智慧去解決這新的想法，唯祝愿有之。
但有點可以肯定，就是這黑屋子，再也不可走回去了。

道可道 非常道